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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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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網長沙9月15日訊（瀟湘晨報滾動新聞記者 文潔）誰來拯救美國？中國農民！這不是天方夜譚，是《誰來拯救美國》一書的作者在美國華盛頓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了的一次演講主題。
這位名叫陳彼得華裔美籍學者，日前出版了《誰來拯救美國》一書，該書成為全球金融危機后的一本暢銷書。該書認為，中國9億農民在城鎮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巨大而持續的消費需求將幫助美國走出衰退。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講過，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
“不要向我提國民生產總值（GNP）這一概念。對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國民總污染。” 這是一位年輕的激進派向GDP與GNP提出的挑戰，被經濟學泰斗薩繆爾森寫入了他那本著名的教科書《經濟學》第10版的第一章。 那是上世紀70年代，關于“增長”與“發展”的一場經濟學爭論。沒有人預料到，在40年后，在大洋彼岸的湖南執政者，會面臨一次類似的，關于城鎮化增長質量與數量抉擇：
——是像重慶“戶改躍進”那樣的宏偉計劃，在短時間內實現農民變市民運動？還是選擇中心城市與小城鎮的協調發展，逐步實現城鄉統籌？
現實在于，大規模的“農民變市民”計劃，使農民以均等化方式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的高額成本，對于尚屬轉型中的湖南而言，顯然有些吃力。
正在嘗試的一種湖南路徑是，加快長株潭“3+5”城市群的建設同時，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實現城鄉二元結構的轉變，關注“人”與“城”的協調發展。
這或許也成為湖南省住房與城鄉建設廳廳長高克勤最新的工作命題。在他的辦公桌上，8月25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的一份《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城市群發展的指導意見的通知》上，關于推動城鄉一體化的語句，被重點標記。
新型城鎮化更重視公共服務
7月11日早晨，當天空自行車俱樂部的車友“D大調琴音”在望城縣光明村嶄新的車道上，發出“這在城里難得見到”的感嘆時，望城縣黃泥鋪村村民范勝益，正在給自家新砌一個灶屋。
就像大多數游客一樣，“D大調”們往往最多騎到范勝益家門口就折返了——范勝益的家，剛好在光明村和黃泥鋪村的交界處。不到一公里的距離，兩張截然不同的村落面容——統一的白墻青瓦，規整的自行車道，以及連市區都少有的太陽能路燈，因為湖南首個“兩型”村莊的試點，光明村與黃泥鋪村已呈“涇渭分明”之勢，盡管，2008年以前，兩個村并沒有什么不同。
位于望城縣白箬鋪鎮西北部的光明村，2004年前還不曾擺脫“貧困村”名頭。資源匱乏，沒有特產，村民除了人均八分耕地糊口，收入主要靠外出務工。6年后的今天，這里已成為湖南知名度最高的村莊，也可能是幸福感最強的村落——“當然羨慕他們，收入比我們高多了。”范勝益說。按照光明村的合作社模式，通過土地流轉和產業發展，2010年入社所有村民總收入可達61.5萬元。
光明村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不僅是建設新農村的示范，也是湖南省城鎮化的新型思路變革，它意味著一種新思路下的城鎮發展。
按照8月12日公布的湖南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兩型社會”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推進新型城鎮化”將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重點和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途徑。同時，《決定》也對于新型城鎮化如此定義：“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體系。”
為什么是新型城鎮化？湖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賀青云分析稱，城鎮化率的提高，可以極大地擴張市場需求。從消費方面看，根據測算，一個城市居民的消費相當于3個農民的消費水平，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消費增加1012億元，消費多增0.8個百分點。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過去片面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的城鎮化模式，全新的新型城鎮化更加重視以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務等內涵為中心。”從1995年就已經開始參與制訂過湖南某些縣域規劃的賀青云說。
湖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所做的一份調研顯示，2009年湖南省城鎮化水平為43.2%，比2005年提高6.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55個百分點。“湖南將大力推進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的一體化。”《決定》說。
沒有產業的城鎮化，是空想
“我們村其實也有老板來過想租村上的山頭，結果總是不了了之。”羨慕過光明村生活的范勝益，有時也會困惑，一兩公里之隔，怎么會差別如此大。不了了之的原因很多，但“項目能不能賺錢還是個關鍵”。事實上，相比于位于金洲大道旁的光明村，黃泥鋪村的位置相對要較差，而尚未尋找自身的特色定位與產業，或許則是更本質的原因。
“新型城鎮化，不是簡單修一條路，就叫城鎮化。沒有產業支撐，不可能持續。”長沙周邊郊縣一位副縣長說。 坦率而言，光明村的發展模式，很難完全復制——這個完全由政府投資2400萬的村莊，因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限的本質原因，很難得到大規模完全復制。“畢竟政府的資金是有限的，它的資源分配一定是有重點的根據各地特點進行。”賀青云說。
省住房與城鄉建設廳調研報告說，資金缺口大，是城鎮化建設要素瓶頸制約嚴重的最直接問題。根據經驗數據，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需要基礎設施投資6萬元，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基礎設施投資8008億，投資多增加4.1個百分點。
“當前資金問題特別突出的，主要是在大多數縣市和鄉鎮這一層面。”湖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一位相關負責人稱。這顯然為意氣奮發的湖南省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蒙上一層陰影。“如何有效的調配資源，尋找到更合適合當地的發展路徑，是執政者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這位副縣長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望城縣2010年所進行的城鎮化實驗，正是試圖尋找到“用有限的資金，尋找合適的產業”的路徑。被稱為銅官窯唯一傳人的胡武強對此感受極深。這位在2003年“借錢買火車票”去北京參加中國首屆文物仿制品暨民間工藝品展的民間老藝人，在2010年的9月，在銅官古街旁的山頭買下了20畝的土地，“打造一個陶瓷展示、交易、培訓的平臺”
一個細節是，就在9月，他的名片，從“長沙銅官窯傳統手工陶藝”變成了“長沙胡武強銅官窯陶藝有限公司”。而在這條已經被統一保護的古街上，已經有好幾家類似的手工陶藝作坊。“現在交通方便，以及政府的一些振興政策，對于我們發展很有幫助。”胡武強說。
銅官僅僅只是望城特色城鎮化的一個縮影。按照望城縣的計劃，全縣城鎮建設分成了現代都市型（高塘嶺、星城、丁字、黃金）、特色旅游型（靖港、喬口、銅官、格塘）、綠色生態型（東城、新康等）三種類型城鎮模式。
比如，古鎮靖港依托旅游為產業支撐，漁業發達的喬口以商貿為主打，配合古鎮旅游賣點，而丁字鎮則借力于長沙城市擴張之際，承接長沙物流業的轉移。“必須要有產業作支撐，否則，就叫虛假城市化。”賀青云說。而正在為望城縣進行“一江兩岸新區發展策略研究”的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翔亦強調了產業對于城鎮化的重要性。
一種學界和政府層的共識是，產業的是城鎮發展的經濟支撐，是凝聚要素的磁場。“有沒有產業，特別是二三產業是不是發達，是決定城鎮能否加快發展、人口聚集和吸引農民進城的關鍵。”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相關負責人說。
“人”和“城”的協調
“發展可以看做是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說。這被中國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解讀成了中國式增長抉擇不可忽略的一個要點，“人，才是發展的中心，發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人謀福利。”而這似乎正在成為城鎮化變革帶來的最大爭議。9月13日省統計局農經隊公布的調研報告，顯然不那么令人樂觀。在抽取長沙、益陽等5市33區縣1460戶城鎮化過程中的失地農民進行調查問卷后，僅4成失地農民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或比較滿意。
出于對未來生活保障的憂慮，是大多數農民不愿意“變身”城市人的重要原因。“有地至少不會餓死。”范勝益說。盡管每年通過種地的收入和支出基本只能平衡，但是他還是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土地。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的一份調查中分析，湖南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尚未打破，盡管大量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生活，但他們大多數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權益，即使一些轉為城鎮常住人口戶籍的農民，也很難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保等待遇。 事實上，城鎮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也不是單純拆遷改建，而是對傳統工業化和小農經濟的徹底改造，是一項系統工程。只有真正增加農民收入，他們才可能成為推動城鎮化進程的主體。
而更深層的或許是，提供給農民自由選擇的權利，而不是以政府意志強制推行大規模的農民進城。“采取自愿的方式，讓農民自己選擇很重要。”喬口鎮一位負責人說。
在喬口模式中，政府經過土地整理實現資源的整合，通過耕地復墾——自主選擇——重新分配——土地流轉，進行資源調配。愿意住在鎮上的居民，可提供120平方米左右、不超過3層的自建土地；而愿意住在鄉村的，則通過一定補償集中居住在田地附近。而部分通過土地流轉將土地租賃出去的農戶，還通過應聘方式成為了農業工人。 “每個月工資2000元左右。”在望城縣翠翠農業發展公司“管事”的楊躍進說。他家土地全部以400元/畝/年的價格租給了這家農業公司，他也選擇了進入這家公司工作。
事實上，進城農民大多會選擇進入中小城市，也有部分就近到小城鎮，而進入中小城鎮的農民的第二代會再向大城市遷移。“需加快研究和制定政策，讓農民獲得穩定、較好的收入，真正讓進城農民融入城市經濟，強化城市認同。”一位政府部門人士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