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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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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6日，武漢市市長唐良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市民反映強烈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和水環境的綜合治理機制亟待創新。
十天后，北京市市長王安順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直指北京“城市病”：北京在長期快速發展中，積累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城市病”，主要表現為人口過多，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環境惡化等，2014年，北京市政府治理城市病的具體措施直指人口空氣等難題。
事件解讀
2014年，北京和武漢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使用“城市病”這一詞匯。一些城市雖未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直接使用“城市病”一詞，但都描述了“城市病”癥狀。上海稱：“人口總量和結構問題越來越突出，建設用地規模接近極限，環境承載壓力加大，霧霾等大氣污染問題突出”。廣州稱：“城鄉基礎設施承載力不適應可持續發展需要，交通擁堵、垃圾圍城、環境污染、安全生產風險等問題仍然突出”。深圳、杭州也有“城市人口規模大、結構不合理”等類似表述。
這些表述反映了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我國城市陷入“城市病”集中爆發期。“城市病”并非中國獨有，但其“病癥”卻被比作“重病號”。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如松這樣診斷：“現在不少城市，腎功能在衰竭，污水、糞便處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綠地減少供氧少；腸道問題，很多資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脈搏問題，交通擁堵，一些生態主動脈被切斷。”
對于“城市病”，“藥”其實沒有少吃，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譬如北京，自1998年起實施了以首鋼搬遷為代表的200多項大氣治污措施，而一個PM2.5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再比如，通過限號、限行、提高停車收費、發展公交系統等解決交通擁堵，但收效甚微，不僅大城市交通未見改善，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鎮也擁堵不堪……
究其原因，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唐子來認為，“我國城市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付出了大量環境和社會代價。”與外國相比，中國城市建設的三大誤區加重了“城市病”：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傾斜，城鄉之間資源嚴重失衡，城市承載力受到空前挑戰；按行政級別配置城鄉資源的體制，導致地域最廣而級別最低的農村難以獲得應有的發展資源；“攤大餅”式的粗放擴張忽視科學規劃，對長期性、功能性考慮不足，防災能力脆弱。
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牛文元認為，應當努力實現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的分工互補以及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均等化，來引導人口合理流動。
在上述各城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難發現，“控制人口規模”已成為各地政府的管理方向，城鄉一體化成為多市破解“城市病”的舉措之一。中國“城市病”治理，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