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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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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宏觀室室主任;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
新近有消息披露，中央領導人主持了城市規劃座談會。會議傳遞的信息，是今后國家要更加重視城市規劃、建造，克服目前存在的各種中國式的“城市病”，讓中國城市體現人性化的特征。這令人鼓舞。我們的城市的確弊端很多，再不加以克服，我們要付的代價就會更大。
在我們城市的多種缺陷中，一個大問題讓人不吐不快。我們的城市太冰冷了，太不親切了，導致這毛病的原因之一，便是我們城市不通透，城市內部缺乏開放性；城市小區內部其實也有交流的障礙。
城市內部區域足夠的開放性，是城市魅力形成的重要條件。城市不應該是由一個個“土圍子”構成。變化，是城市的重要特征，而促成變化的要素包括了人的階層流動、城鄉風景和物資流動、以及人在街道的活動、還有生活場景轉換的可能等等。而流動性增加的前提是足夠的開放度，在此，我們不得不對各種“大盤”表示質疑，即便是竭力完善配套的情況下，那也肯定不是真實的城市生活。
我們不希望中國是一個“圍墻社會”。把建筑物，把社區，甚至把村莊用大墻圍起來，是中國的“特色”，但中國特色不美好。在倫敦，從唐寧街5號首相府到白金漢宮之間有一片園林地帶，估計和北京的中南海加北海公園一般大小。這片地方沒有圍墻，唐寧街5號也沒有圍墻。白金漢宮是有圍墻的；圍墻大概是一種舊時代王權的象征。但白金漢宮的圍墻只是局限在王室建筑的四周，范圍并不很大，且有一些金屬欄桿，不妨礙游人觀賞里邊的大體景觀。王宮的儀仗隊在宮外也有活動，可滿足游人的觀賞需要。因為王宮的包圍和守護并不是戒備森嚴，所以不時有竊賊或好事之徒溜進王宮的消息見諸報端。對于英國王宮很顯自律精神的圍墻，似乎讓英國人滿意，沒有聽說什么人或什么團體要求拆除這圍墻。但我相信，如果唐寧街5號也給自己添加一堵圍墻，十有八九不會成功。這里有英國人很微妙的“建筑政治”：那片園林不能圈起來，首相府也不能圈起來，因為那涉及到了公共利益。但王宮可以圈起來，因為它大體象征了人們對舊時代的回憶。允許王室成員們在圍墻里生活，還因為王室成員們的行為不僅受英國法律的約束，而且他們大體還有比較強的自律精神。唐寧街5號拿什么做交換，讓英國人同意他們圈起一堵圍墻？好像拿不出什么來。
中國人骨子里喜歡圍墻么？似乎也不盡然。古代的圍墻與戰爭防御有關，區別是歐洲人多把墻和墻與建筑主體統一起來，形成城堡，而中國人把墻的功能推到極端，使墻成為“長城”。墻沒有觀賞價值，除非它變成長城；但城堡如果建造得好就有了觀賞性。現代社會的圍墻不再具有軍事功能，可中國人為什么還喜歡圈墻？這似乎是令人費解的事情。仔細想想，也不奇怪。中國的墻有了另一種功能，就是圈占公地。公地不見得都有值得侵占的價值，例如國家所有的沙漠荒原，但如果公地一旦有了創造財富的價值，便受人覬覦。在公地上把墻圈起來，其實是建立一種排他性權利，想把公地變為準私有土地。這種心理放大以后，一個社區的人們也會有集體圈墻意識，用大墻把自己圍起來。因為普遍地圈墻，中國城市的“街區”（block）便很大，于是，城市發生“毛細血管不通”的交通問題，于是就堵車，就有了霧霾，就把一個中國搞到灰蒙蒙的程度。
如果限制公地的范圍，反倒人們不必圈墻。在現代和平時期，人們有足夠的技術劃定私有土地邊界，用圈墻的辦法維護產權實在是“負和”行為，于是，大家便不去圈墻。歐美的哪一個大學圈了圍墻？但我們的北大、清華卻是圈了圍墻的；我們的武漢大學干脆在櫻花盛開的時節賣起了門票。這樣的文明高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還有不圈圍墻的理由么？
安全也不是圈墻的理由。一堵圍墻能防得住盜賊？沒有人會相信這個。除過京畿重地少許機構，其他各類官民建筑，都沒有必要那圈墻來防止盜賊。
城市被分割為種種小區以后，小區內部并不見得有多少親和力。動輒數十層高度的樓房，即使樓間距比較大，但樓房居民彼此卻過于靠近，通常突破了心理上的“安全距離”，于是，人們之間的關系就緊張，就彼此戒備，負面情感更容易隨時啟動。所以，居住高層樓房的居民彼此之間通常互相不留電話，更不互相走動。有人以為城市居民天然冷漠，其實這種冷漠是居住方式造成的。
要讓城市居民的樓房高度降下來，可以把某些公共建筑的高度升上去。一個城市的CBD可以擁有高層建筑，甚至讓CBD展示城市的公共建筑風采，但城市不能到處都是CBD。城市的更多街區不應該挺起高層建筑。只要城市土地利用規劃合理，這個調整并不需要占用額外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