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自貿區試點的猜想在12月12日揭開謎底,廣東、天津、福建成為新的“改革開放試驗田”。
按照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這3個自貿區將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
會議要求抓緊制定新設自貿園區具體方案,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調整實施相關法律規定。
這并不是從一個自貿區到四個自貿區的簡單增量變化,其深遠意義在于,由自貿區探索帶來的政府職能轉變將在全國范圍內推行。
按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說法,推廣上海自貿區試點經驗的核心工作,不僅是拓展到3個地區,而且要在全國推行三張“清單”: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負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權力清單”、法有規定必須為的“責任清單”。
毫無疑問,這是制度的創新。
一個月前,上海自貿區公布了自貿區運行一年來的社會第三方評估報告。報告顯示,自貿區在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監管方式等方面實施了眾多創新舉措,是從管制型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大思維方式轉變,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企業對制度創新和政策措施的綜合滿意度較高。
參與自貿區評估的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普華永道管理咨詢公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以及上海投資咨詢公司在內的5家第三方機構。
“點贊”成為這些機構共同的評價。比如上海財經大學的評估報告顯示,企業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推進貿易便利化、深化金融開放創新、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等5個方面的制度創新及政策措施的綜合滿意度基本在80%以上。
這些制度創新讓上海自貿區注冊企業數量實現了井噴式增長。
上海市工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自貿區成立一周年,已有283個項目落戶,共新設企業12266家,超過了原上海保稅區20年的注冊數量。
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沒有變化,硬件條件也沒有太多變化,但因為制度創新,進駐上海自貿區的企業超過之前20年的總和,帶來的就業人數翻了一番。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自貿區試驗最大的亮點。這項制度創新給企業松了綁,簡化了政府審批,強化了政府責任。過去政府過于倚重審批的管理模式被顛覆,簡化審批、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成為政府運行的新模式。
2013版的負面清單有190條,2014版的負面清單有139條,清單長度縮短了26.8%。按照中央要求,2015版的負面清單還將進一步縮減。這不是數字上的簡單減法,而是對“法無禁止皆可為”的逐漸放大。
政府的手伸得短了,市場的手恢復了其應有的力量。上海自貿區運行一年,已有20多項制度在全國復制推廣,帶動的是各地、各個領域政府管理模式的改變。
指明企業不能做什么,僅有這樣的負面清單還不夠,要真正激發市場的活力,還需要對政府能做什么、政府要承擔哪些責任細化出明確的清單。
今年3月,中央政府首次“曬”出權力清單。當時,在60個有行政審批事項的各部門手中,行政審批事項共有1235項。
在12月1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之前,國務院已經取消和下放了8批共690項行政審批事項。加上這次會議確定的108項,共有798項行政審批事項被取消或下放。
不僅中央,多個省區市也相繼為自己的權力清單瘦身,約束政府行為。比如浙江在今年6月就拿出權力清單,42個省級部門行政權力從1.23萬項減少到4236項。
有了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的出籠也在加速。
今年10月31日,浙江省發布全國首張省級政府責任清單,43個省級部門的責任清單在浙江政務服務網上公開亮相。安徽省編制出1.2萬余條責任事項、兩萬余種追責情形,對應責任事項和追責情形列出了3萬余條法律法規條款依據。江蘇省則公開了56個省級部門的責任清單。
有了這些,“為官不為”就有了緊箍咒。
據報道,全國多地開展了“為官不為”專項治理活動,江西南昌問責為官不為者97人,福建福州有227人因為效能問責受到處理,河南則集中查處了1398名官員。
三張清單,背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該如何拿捏,如何讓市場起到決定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三張清單已經勾勒出清晰的路徑。
這已經不僅僅是自貿區的探索需要了,全國各地都需要三張清單下的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