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在實現城市化的進程中有無走過“彎路”?它有哪些經驗與教訓值得中國學習與借鑒?法國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城市化?帶著這些疑問,記者專訪了曾擔任法國外交部駐北京大使館科技參贊的北京昇智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白立德先生。
很多見過白立德的人都這樣評價他:“這是一個很可愛的法國‘小’老頭”。這讓從未與他謀過面的記者充滿了期待。記者一行剛踏進他的辦公室,白立德便用一口流利熟練的中文熱情地招呼道:“歡迎你們,一路辛苦了!”。
進入白立德的辦公室,記者便被其簡潔、寬敞、明亮的辦公空間和充滿中國古典意味的布局所吸引。再看眼前這個可愛法國“小老頭”:個頭不高,精神矍鑠,與這個環境相得益彰。熱情招呼記者一行入座后,白立德又用中文謙虛地說道:“我的中文與你們還有很大的差距,為了你們順利地進行采訪,今天還是請我優秀的助理代為翻譯?!辈稍L過程中,當我們的攝影師提出換一個地點進行采訪,以便他更好進行攝影時,白立德欣然同意。我們立時被他謙遜的態度和時刻為他人著想的精神所感動,而他對中法兩國城市化的認識及一些獨到的觀點,更讓我們欽佩。采訪開始前,白立德笑著說:“來中國工作之前,我一直都對中國充滿期待,如今在北京工作近7年后,我已深深愛上了這個國家?!?/p>
中國城市化是一場偉大的變遷
一提起中國的城市化,白立德滿臉露出興奮之色。他說:“中國正在進行的城市化進程,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人口遷移數量上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如果中國能和諧地完成城市化進程,必將造福全人類?!彪S后,他又表示,當今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諸如農民進城、城市管理和資源利用等問題和當年法國面臨的問題非常相似。他笑著對記者說:“我希望能用自己在祖國(法國)的親身經歷和總結的經驗和教訓(法國城市化)為中國的城市化貢獻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br />
當今,國內外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轉型與都市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中國社會變遷主潮集中體現在城市化和都市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對于這一觀點,白立德表示贊同,他說:“包括法國在內眾多西方國家的城市化證明,只有逐步讓大多數‘鄉村人’轉化為‘都市人’,才能使一個國家在完全意義上實現城市化。所以,中國要想實現城市化,就必須把大量進入城市的移民或農民轉化成‘都市人’,這也是中國實現城市化目標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但白立德也表示,雖然中法兩國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都面臨著一些相同的問題,但兩國城市化之間仍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首先,中法兩國完成城市化需要轉移的農民數量不同。中國要完成城市化,前后總共有8億左右農民進城,而法國當時在完成城市化的過程中,進城的農民數量只有中國的幾十分之一,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曾經歷過如此規模的城市化變遷。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城市化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場最偉大的變遷。
其次,中法兩國完成城市化所用的時間不同。法國完成城市化進程總共用了100年,而按照中國目前的城市化速度,可能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就有可能完成城市化進程。
不能讓西方國家的失誤在中國重演
眾所周知,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在上個世紀完成了他們的城市化。白立德認為,雖然法國較早完成了城市化,但在推進本國城市化的進程中也遭遇過一些困難和挫折,它的一些政策措施以及所產生的后果應該引起中國的重視。他強調,中國在學習、借鑒法國或其他國家城市化進程中一些做法或措施時,一定要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盲目效仿或機械照搬是難以成功的。在對西方國家城市化進程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的基礎上,白立德對當前正大力推行城市化的中國各級政府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一、全盤考慮,統籌安排。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各級政府要從大處著眼,統籌全局,切不可顧此失彼或以偏概全,這一點對幅員廣闊、地域差異明顯的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一旦處理不當,就有可能在地區間、城鄉之間造成兩極分化。同時,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一定要充分發揮中小城市的吸納能力,盡量減輕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如果中小城市遷移人口或外出務工的農民全都涌入大城市,不僅不利于各個城市的協調發展,也會給大城市帶來一系列諸如交通擁擠、環境破壞、住房緊張等難以解決的問題。
二、正確引導人口遷移。人口遷移不僅與經濟發展、人口分布密切相關,還直接影響著生態環境。在生態脆弱地區,大量人口的入遷可能會加劇環境的惡化。更為重要的是,人口遷移在逐步實現新的均衡過程中,會不斷地打破舊有的平衡,這可能會引發多層面的摩擦。雖然這一社會整合過程從長遠看有利于增強社會的活力,但從短期來看,則有可能帶來文化沖突、犯罪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能否正確引導人口遷移,直接影響著中國城市化能否和諧進行。
三、構建人性化的城市交通。城市交通建設最能反映一個城市政府的規劃能力與眼光。一般來說,在城市建設中停車場和道路所占面積不應超過城市總面積的50%。而從實際情況看來,中國很多大城市都給交通留出了大面積的平面空間。如果一個人出行,他往往要走很遠的一段路才能到達目的地,這顯然不合理。在規劃城市交通建設時,應考慮市民的感受,合理選取城市中心的位置,盡量使之位于居民通過步行能夠到達的范圍內。如果市中心距離居民居住地太遠,不僅浪費城市公共資源,還會讓居民感覺很累。
四、城市綠化不能僅以量為基準。城市綠化是城市重要的基礎設施,是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和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公益事業。不少人認為,城市綠化面積越大越好,這其實是不對的。城市綠化建設不能片面追求綠化的面積,如果僅追求綠化的面積,不僅起不到綠化、美化城市的作用,還會浪費城市有限的土地資源。好的綠化應該是合理布局,并能為市民帶來賞心悅目的享受。
五、合理劃分城市功能區。城市就是一個社會,包括教育、居住、商業等各個方面。只有它們協調運轉,人們才愿意在這個城市安家立業,城市才會煥發出生機與活力。一般來說,城市各個功能區,諸如商業區、文化區、生活區之間的距離不應太遠,否則,人們便很容易減少前往這些區域的頻率,不利于它們的繁榮與發展。
白立德說:“以上五點是從包括法國在內西方國家城市化實踐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時隔10、20年后,有些問題日益明顯,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如今已很少能再糾正。希望中國能夠引以為鑒,不讓這些失誤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重新上演?!?/p>
農民進城關系到社會穩定與和諧
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進城并真正融入到整個社會之中是一個重要問題,這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白立德說:“法國在最近5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不僅要解決本國農民進城的問題,還要解決如何讓大量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難民和法國原殖民地國家的移民融入到法國社會中?!庇捎诋敃r的一些不當措施,法國在后來為之付出了很大代價。
60年前,即二戰結束后,法國需要大量勞動力來恢復重建國家,于是法國政府就向全世界(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征召移民,以解決本國勞動力短缺問題。這一政策在法國戰后恢復重建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法國政府沒有預見到這一征召政策產生的嚴重后果。隨著大量法國農民和外來移民涌入城市,在法國很多大城市的郊區產生了不少特殊群體。他們大多是同一族姓的人聚集在一起,物質匱乏,生活貧困,很少與外界交流。數年之后,這里便形成了具有封閉性質的、與社會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的貧民窟。貧民窟的出現給整個法國社會帶來了很多問題,如種族歧視、高犯罪率和高失業率、排外思潮等。
大量的移民也給法國的教育體系帶來了困擾。他們不能為移民培養一些有天分的精英人才,也不能保證他們的基礎教育,教育體系在移民領域基本沒有達到教育的目標。更為糟糕的是,當時法國社會中,教育分流現象非常嚴重,這就導致移民中大量需要接受基礎教育的人群被社會忽視了。這一做法使得法國農民和一些移民法國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以至最后很多人甚至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這也就為后來發生的一些事件埋下了隱患。
最為典型的就是當時法國社會中非常極端的右翼群體勒龐,居然進入了法國總統選舉的第二階段,這讓整個法國社會都感到非常震驚。另一典型事件就是近些年發生在大城市郊區的少數族裔騷亂。白立德分析認為,發生在巴黎郊區的少數族裔騷亂代表了法國以前實行的移民政策的失敗。騷亂發生城市的郊區是法國外來移民相對集中的地區,長期以來形成了被稱作“城中之城”的成片的窮人街區。這里的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缺少接受良好教育和獲得就業的機會,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雖然已經成為法國公民,但卻并沒有得到平等的機會,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境地,這可能是爆發騷亂的真正根源。
中國急需解決“城中村”問題
白立德坦言,在當今中國一些大城市里,其實已經形成了類似法國貧民窟的“城中村”。為避免將來發生遺憾,他建議中國各級政府,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管理者應該盡快解決這一問題。在他看來,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著手解決這一難題。
首先,加強認識,各方疏導。中國各級政府應該意識到,中國一些大城市里面已經形成了“城中村”,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當務之急是各方共同努力,加強疏導,爭取早日讓“城中村”里的貧民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絕不能采取嚴防死堵或是漠然處之的態度,否則可能導致比較嚴重的后果。
其次,盡可能給予進城移民或農民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機會。在城市化進程中,進城移民或農民將要經歷從農村到城市的變遷過程,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心理會發生變化。政府部門應在充分考慮他們心理承受能力的基礎上,著力解決他們的工作、健康、保險、受教育等問題,同時也要防止“排外”問題的惡化。目前在中國,“排外”問題還沒有充分顯露出來,因為近30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發展速度,中國人民也比較團結,人們對前景充滿希望,比較樂觀。如果這種情況能一直持續下去,中國就可以避免法國城市化進程中遭遇的不少困境。
最后,尊重移民和進城農民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在對待移民和農民進城問題上,各級政府應努力在全社會營造團結和諧的氛圍,避免將他們孤立起來,設法讓他們和整個社會有充分的交流,并能參與到社會各項事務中。如果社會一旦把進城農民孤立起來,造成一種
此外,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本土文明和外來文明的沖突往往會困擾著很多決策者和管理者。白立德認為,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在對待本土文明和外來文明上一定要慎重,應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同時把優秀的東西傳承下去,而不能肯定或是否定一切。如在城市建設過程中,不是把所有的東西推倒重建,而應如何考慮重新利用它。此外,還應大膽吸收借鑒外國一些成功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經驗和做法,因為中國的城市化已處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也不應該因為城市化而停止改革開放的步伐。
城市定位應挖掘特色
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應該如何避免出現“千城一面”的狀況呢?談到這個問題時,白立德說:“讓中國每個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正是我們智企業有限公司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們也非常愿意為中國各個城市的定位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p>
白立德強調,各個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中,不應該盲目效仿或是照搬別人的經驗做法,而應從自身實際出發,挖掘自己的特色,彰顯自己的個性,但要做到這點并非易事。白立德套用了中國一句成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他說,一個城市在定位時,應該與別的城市多作比較,多聽取“城外人”的意見,這樣才能將自己的個性了然于心,才能更好地發掘自己的特色。一般來說,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城市的個性與靈魂所在,應該是一種集體性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這也應驗了中國人的一句俗語“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因為為一個城市定位,首先是城里的居民應能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某一特色,這樣他們就有意愿把這個城市往某個方向上引。如果僅憑借很少一部分人的感知或認識來定位一個城市的特色,往往是不會成功的。
在白立德看來,城市規劃也不應是自發性的,政府應發揮作用。挖掘一個城市的特色應該從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經濟、地理等各個方面著手。一旦城市特色定位下來后,就應該由市政府來做好宣傳工作,發揮城市想象力。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城市的定位應該是唯一的,要么以旅游為城市名片,要么以文化為城市名片,再或是以某座建筑或是某個節日作為城市名片。如中國南京,這個城市就是憑借南京長江大橋而享譽海內外,因為南京長江大橋濃縮了南京的歷史和文化;在法國,有兩個城市跟南京一樣也因橋而聞名,一個是唐卡維爾(Tancarville),該城市以唐卡維爾公路懸索橋聞名;另一個則是擁有世界第一高橋—米洛橋而聞名的米洛(Millau)。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悉尼以悉尼歌劇院聞名于世;西班牙的畢爾巴鄂以古根海姆博物館聞名;法國的阿維尼翁以戲劇節聞名;廣州以廣交會聞名于世。當然,園林建筑也可以成為一個城市的名片,如蘇州憑借蘇州園林聞名天下。此外,一段歷史也可以成為城市的宣傳點或名片。
中國有能力應對資源短缺的挑戰
在資源短缺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國資源短缺問題日益突出。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能源短缺和土地短缺問題將會更加突出。白立德說:“中國要解決能源和土地問題,只能靠自己,中國政府提出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是非常正確的?!痹谒磥?,節約能源其實可以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盡量減少私家車的使用,出行乘用公共交通;充分發揮每一塊土地的價值等,這些都是節約資源最基本的方法。除此之外,白立德還給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議:
一、盡量就地取材。在當今中國城市建設中,一些企業聽說某種材料比較節能或是比較美觀,不管距離自己有多遠,就盲目去采用。不可否認,這些企業的主觀動機是好的,但這個過程中所造成的運輸成本浪費卻不可估量。所以,就地取材其實是節約能源的一種途徑。
二、積極使用節能材料,盡量采用節能設計技術。在進行大體量建筑設計時,設計師一定要考慮到節能設計,比如采光朝向,盡量使用節能材料。如房屋外立面盡量少使用深色,尤其是黑色。如果這些問題考慮充分,可以節約大量能源。
三、建立能源節約獎勵機制。法國在這方面就做得比較好,在法國,大體量的建筑,尤其是在大體量的寫字樓或商場,有負責節能環保的專員,他會提醒相關人員節約使用能源。因為寫字樓或商場節約能源越多,其節能負責人所獲得的獎勵就越多。但現在中國幾乎還沒有這樣的專門人員存在,更沒有這樣的節約獎勵制度。所以,中國也有必要建立這樣的能源節約激勵機制。
臨近采訪結束時,白立德說:“資源短缺其實不僅是中國一個國家面臨的問題,很多已完成城市化進程的國家今天同樣也面臨著這個問題。我相信,隨著新能源的不斷開發利用,科技的不斷進步和人們節約資源意識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一定能順利解決這個問題。我對中國的城市化充滿信心,相信中國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人物檔案
白立德(Frédéric Beraha):法國馬賽人,1979年畢業于法國馬賽St. Charles大學,獲理論數學博士學位;1984年在法國??怂蛊樟_旺斯大學獲中文碩士學位;1985年在馬來西亞大學獲中文哲學學士學位;精通法、英、中三國語言。
工作經歷
1976—1986年,在馬賽一所高等專業學院預科班教授數學;
1986年作為法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文化專員,負責法國與馬來西亞兩國間的學院交流項目;
1990—2002年,先后在法國宇航公司—香港公司(歐洲宇航防務集團前身)、歐洲直升機公司和歐洲宇航防務集團擔任要職;
2002—2007年,出任法國外交部駐北京大使館的科技參贊,協調法中往來事務,組織參與和中國方面的高層會談;組織并管理中法互辦文化年活動(包括一千多項文化、教育、經濟與科學活動);
2007年至今,在北京創辦昇智企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