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近日表示,我在幾年前提“中國模式”的時候,跟國內一些學者是不一樣的。他們所提的“中國模式”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而我說的“中國模式”則是把中國的發展看成一個客觀的對象來理解,它有很多的經驗,也面臨很多的困局。現在隨著新一輪改革的深化,我更相信,“中國模式”是存在的。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
鄭永年說,從各國經驗看,中國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是歐洲道路。一種原始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對資本毫無節制,而對社會毫無保護,結果大規模的工人運動興起,促使歐洲從原始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福利資本主義。第二種是東亞道路。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推動社會發展。從而避免了類似于歐洲那樣的長時期、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第三種就是成為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發展中國家。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建立內需社會。
“對中國來說,這三種道路都有可能。但很顯然,東亞道路比較理想。”鄭永年說,面對新的形勢,中國要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就要大力進行社會改革,確立社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