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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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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農民不具主體能力，農民的組織權利決策權利被剝奪的時候，就沒有對鄉村文化的認同感，‘千村一面’也就不可能避免。這是根子上的問題。”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李津逵在分析我國農村“千村一面”現象和古村落保護問題時一針見血。
在接受《城市化》專訪時，李津逵從古村落保護延伸到鄉村文化建設，將抽象的鄉村自治問題深入淺出娓娓道來。他視角獨特，觀點犀利，在直擊中國鄉村問題時，對新的鄉村自治寄予厚望。他大膽預言：“我國農村有望出現新鄉紳。”
鄉村“偽城市化”的根源在于鄉村不再自治
《城市化》：在我國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我們如何保護古村鎮、古村落？
李津逵：要談古村鎮、古村落保護的話題，必須先正視我國鄉村的問題。梁漱溟曾經指出鄉村建設是中國的出路。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鄉村處在一個守勢，鄉村精英都在外流。從清末以后，鄉村的精英是單向往城里流而且不再回來，他們沒有一個返回的渠道。老紅軍、老干部離退休以后住在城里的干休所，沒有舊時的衣錦還鄉、退隱田園。榮歸故里的制度沒有了，所以鄉村的精英到城里后不會再給家鄉做貢獻了。鄉村的精英越來越少，鄉紳階層沒有了，鄉村自治體被瓦解了。從國民黨的保甲制，到計劃經濟下的人民公社制和現在的村支兩委制，整個鄉村已經被國家“編碼”了，不再是能夠制衡國家權力的自治體，失去了自主的審美判斷、決策能力，變成國家權力下的馴服工具。在這種情況下，鄉村風貌的“偽城市化”，跟著城市涂脂抹粉是大勢所趨。我們必須看到“千村一面”背后的問題。
今天如果大家還想保護一下鄉村的村落，保護鄉村的文明，政府最好就離鄉村遠一點。就像人類要熱愛自然，最好就自己住到高樓大廈里，別總是向往生態型的田園住宅。人們越住生態型，離自然越近，對自然的破壞就越大。我同意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中的觀點：你要珍愛自然，就離自然遠點；你要珍愛農村，就離農村遠點。
舊時的皇帝之所以能長治久安，一個朝代能持續兩三百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也就禍害不了農村。費孝通的《皇權與紳權》中曾談到，通過幾種人聯系皇權和農村紳權之間的關系——縣官不下縣，而是讓胥吏去聯絡；胥吏就是衙役，沒有權力和地位，只是傳達縣官的指示，不構成任何權威性。而鄉村的真正領袖人物是紳士，紳士是有功名的、退隱回鄉的人，如果縣官不稱職，紳士可以通過他的同年（即同學）告狀到皇帝那里。而這些紳士不屑于放下身段去和胥吏打交道，于是派鄉約（就相當于村里一個跑腿的人）去傳達任務。于是，在縣官——胥吏——鄉約——鄉紳這些角色中間就有大量的緩沖余地，鄉村從而實現了自治。
我們說的美好鄉村是自治的社會結構的一種空間外化。然而現在的情形是，胥吏、鄉約、鄉紳三個角色變成了一個角色，即村黨支部書記。這個人既是村里的一方領袖，又是政府的基層干部，是政府往下傳達指示的人，又是向上反映問題的人，于是結構失去了彈性。其實，自從國民黨用保甲制代替鄉紳制，國家就開始下縣，再也沒有一種能夠與政府的權力相抗衡的自治力量了。在這種大背景之下，鄉村原來所保持的氣質和風度就不復存在了。
農民變成權利主體，“千村一面”可避免
《城市化》：在產品同質化的今天，整個城市建設已經同質化了，在保護古村鎮、古村貌的過程中怎么樣避免“千村一面”？鄉村文化如何繼承、鄉村民風民俗如何傳承？
李津逵：當農民不具主體能力，農民的組織權利決策權利被剝奪的時候，就沒有對鄉村文化的認同感，“千村一面”也就不可能避免。這是根子上的問題。
如果農民能夠團結起來，能夠重新組織起來，變成權利主體，就會有自己的認同。歷史上的農民有自身的審美水平，而且還不低，為什么今天的農民沒有呢？因為他已經失去家園了。實際上農民腳底下那塊地已經不是他們家的了，房子隨時面臨著被政府拆遷的可能。拆遷之后就是一筆錢，僅僅是一筆錢而已。過去的農民是不敢隨便拆祖上的房子、賣祖上的族產的。最近媒體上報道的刨祖墳的事，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能有的。
談到鄉村文化的繼承和民風民俗的傳承，我想先說說跳舞。其實鄉村里跳舞和城里人跳舞不是一回事：城里人跳舞是要鍛煉身體，展示自我。鄉村里舞龍舞獅舞麒麟是鄉村社會凝聚的方式，是社會的需要，是文化的凝聚。農民祖祖輩輩在一起生活，共同勞動，有一個共同的家。祖先是這樣舞過來的，兒孫也這樣舞下去。這中間有多少程式、規矩、講究，完成的過程就是鄉村秩序建構的過程。
然而，我們現在的鄉村社會不是在走向凝聚，而是在走向分崩離析，所以鄉村文化要傳承就特別難。比如現在全國自然村自治的權利基本被剝奪了，自治權給了行政村，就是以前的生產大隊。人民公社時期，自治權利的基本單位是自然村，“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到年底分紅的時候，評工分是在自然村，也就是在生產隊來評工分。自然村是資源的主體、財務的主體、共同勞動的主體、共同居住的主體。如今，自然村的主體地位沒有了，在法律上叫“村民小組”。比如順德的北海村現在成了“常教居委會”的第三居民小組、第四居民小組和第一居民小組的一部分。一個由多個自然村合并而來的行政村，是憲法賦予村民自治的主體， 同時又是行政主體，村支兩委的干部拿著政府的補貼，按照政府下達的指標干著政府交辦的任務，接受政府的評價獎懲，已經行政化了，根本不可能自治。加上有些鄉鎮為了降低行政成本，開始合村并居，村民就更加找不到自己的共同體了。農民連擁有自己的村莊的權利都沒有了，更不用說文化的傳承、風貌的保護。
如此看來，今天中國的鄉村問題說到根上，不是農村問題，也不是農業問題，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其實是農民的權利問題，首先是村民自治的權利問題。現在核心的是：鄉村社會還能不能凝聚在一起？鄉村的自治權利、鄉村的認同和識別還有沒有？他們說“我們自己決定我們的事情”，這個權利還有沒有？
如果有一天農民說：我是我的祖宗的傳人，我的祖先在這世世代代生活，這是我的家園，這是我祖上留下來的房子和土地，我愛護它像愛護我的生命一樣，那個時候還用得著政府去給鄉村涂脂抹粉嗎？
寄厚望于村民自治的新前景
《城市化》：我國鄉村自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
李津逵：現在鄉紳自治已經回不去了。費孝通曾提出通過民主的自治，讓鄉村有一種權利能夠和國家抗衡，抗衡的結果就是公共財政用在哪，村民要有話語權和制衡權，實際上是要走代議制民主。我個人分析鄉村自治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第一個因素是國家。現在，國家的權力很大，鄉村根本抗衡不了。
第二個因素是市場。市場作為一個慢變量，在改變著城鄉人們的思想觀念。市場教人的是權利、義務、信譽、契約、法制。所以，市場會讓城里人慢慢學會自治，市場也會教那些進了城又回鄉的人慢慢地自治，還會教那些在鄉村里的人自治。從表面上看，市場在瓦解著鄉村傳統的生活，因為現在鄉村里的勞務都貨幣化了，過去鄉村里你無償幫助我、我無償幫助你的相互饋贈關系，越來越多地變成了金錢關系，但是反過來也造成鄉村里人格獨立，不依附，最后有可能形成“獨立人的聯合體”。
第三個因素是傳統。我國從南到北，鄉村自治的傳統很不一樣。賀雪峰說北方是分裂村，華中是分散村，華南是團結村。華南的鄉村自治水平相當高，在珠三角，村集體股份公司可以影響村委會的決策。
其實現在鄉村里正在出現一種“新鄉紳”，他們是在市場中沖殺出來、獲得成功，帶著市場經濟的理念回到農村，重新組織鄉村社會的一些民間領袖。一定要說明的是，所有這些“新鄉紳”，都是讀新中國的書、受共產黨教育成長起來的。他們懂政策、懂市場、又懂得鄉村。他們有桑梓情懷，也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我在各地見到這樣一些人，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鄉村的希望。所以，我從這些“新鄉紳”的身上期盼著村民自治的新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