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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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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月下旬起，本網記者對多個“小候鳥”家庭進行了跟蹤報道。他們的境遇各有不同，有平時在老家與爺爺奶奶共同生活的印佳豪，有長大后又回到北京工作的劉亞，也有在北京讀了一年書，由于轉不了學籍的原因，可能又得飛回去的張航。記者在采訪這些“小候鳥”的時候，經常被他們勵志的故事所打動，又時而痛心于他們的過于“懂事”。他們的童年承受了不該承受之重。
超五分之一的兒童留守農村
據全國婦聯2013年5月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37.7%，占全國兒童21.88%。與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估算數據相比，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約242萬。
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意味著全國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兒童不能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在中國兒童中心黨委書記叢中笑看來，這意味著這些孩子的成長關鍵期缺乏營養。
全國婦聯的報告指出，近20%的務工父母在兒童1歲前外出，其中30%在兒童出生1-3個月外出，相當數量留守嬰兒由于母親外出不能得到足夠時間的母乳喂養。因為和父母的長期分離，留守兒童生活照顧、安全保護和接受教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親情缺失，會造成一生無法彌補的缺憾。還有，統計顯示，有3.37%的留守兒童在父母外出后，自己單獨居住和生活，這對兒童的生存狀態留下了潛在的危險。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認為，留守兒童數量巨大，是一個極為惡劣的社會現實。其中原因涉及到教育、收入差距等諸多方面。
“孩子需要在父母的呵護下成長，就像小鳥需要在大鳥的羽翼下長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用淺顯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
不是每一個留守兒童都能做“小候鳥”
寒暑假對于“小候鳥”有特殊的意義，他們參加完期末考試，就能飛到父母身邊了。所以每年這個時候，總有這么一個群體悄無聲息但又聲勢浩大地在遷徙，他們大多由同樣在外打工的老鄉帶著，坐上大巴或火車奔赴遠方的“家”。
叢中笑說，“候鳥”的做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但聚總比不聚好。家長應該抓住假期這個難得相聚的時間，讓他們開開眼界，滿足情感需求，豐富生活。
“接送是個問題，孩子路上如何保證平安，政府應該發揮作用，進行規范管理。”叢中笑指出，“小候鳥”由在外打工的老鄉帶回父母身邊，存在安全隱患。
鄭風田認為，應該加強對孩子城市交通的教育，保護他們在城市的安全。
“城里師資力量強大，可以利用來大城市期間參加一些活動，上上培訓學校，學學普通話，而不是跟著父母去擺攤。”鄭風田說。
不少公益組織也在行動，他們邀請“小候鳥”參加各種活動，為孩子的成長貢獻綿薄之力。
記者在采訪時發現，“小候鳥”的父母大多自己在城市里開個小店，做點小生意，或者從事辦公室文員、保潔、貨車司機等工作。而那些在工地從事重體力勞動的農民工由于生活條件太差，假期難以把孩子接到身邊。能當上“小候鳥”，對于中國6000余萬留守兒童的相當一部分來說，其實也是種奢侈。
留守兒童親近父母面臨的那些坎
記者采訪時看到，雖然“小候鳥”在城里的住所都比較簡陋，生活比較清苦，但他們都很開心。印佳豪跟父母住在10平米的房子里，平時需要幫著爸媽做飯菜，洗衣服，但他可以享受父母對自己功課的輔導，可以與媽媽聊聊心事，可以跟爸爸游公園時燦爛地笑；上小學六年級的張航寧愿輟學，也不愿意回甘肅老家當留守兒童。他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愿望：留在父母的身邊。
是什么成為了中國六千萬留守兒童親近父母的那些坎？
毫無疑問，經濟原因首當其沖，否則，會有哪個父母愿意舍棄年幼的孩子遠走他鄉呢？劉亞當年希望能天天叫聲爸，但每天在北京要裁100多條褲子的父母哪有時間帶他；張航也知道媽媽不想背井離鄉，離他而去，但是不出去，他們的生活將陷入困境。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但橫在父母與留守兒童之間的遠不止經濟因素。戶籍制度、教育政策、就業機會、發展差異，這些都是橫亙在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的壕溝。
已經長大的“候鳥”劉亞有一個“絕不”：絕不會在沒有北京戶口的情況下，讓孩子在北京上完中學后再回老家參加高考。“在北京學的比較輕松，回家后完全無法與老家的孩子競爭”。
“我國有義務教育法，孩子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不讓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可以理解，但是九年義務教育為何也不能讀？為何人為設置這么多門檻？” 面對非京籍孩子上學越來越高的門檻，單身媽媽劉金玉不敢奢想孩子能在北京“異地高考”，但是對于義務教育都不能讀完，她不理解。
資源過度集中于少數大城市導致這些城市人口超載，而人為控制人口增長的做法，“只好拿最弱勢的群體開刀。”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認為，這種控制人口的措施既不人道，又難以達到預期目的，重要的還是“別把什么總部都放在這些城市。”
為小候鳥“筑巢”需要改革來推動
必須改革，才能給留守兒童帶來希望。
國家督學羅崇敏則認為，人口流入地政府應該保障隨遷子女受教育的權利，“打工者為流入地政府的建設做了貢獻，而且農民為中國的城鎮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理應分享城市資源。”
“中央政府也應該拿出錢來，與地方政府一道承擔起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羅崇敏說。
據財政部主管的《中國財經報》近日報道，從2014年起，中央財政在分配進城務工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獎勵資金時，考慮了各地上一年度跨省流入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生源結構，比照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公用經費基準定額和中央與地方分擔比例給予補助。同時，要求各地在安排中央財政獎勵資金時，要按照“重點傾斜、集中投入”的原則，向接收農民工子女較多、條件薄弱的城市學校傾斜。但是相對于留守兒童與隨遷子女的巨大數量，現有財政支出仍然只是杯水車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寄希望于日前啟動的戶籍制度。他說，“不管你是不是本地戶口，只要在這里有穩定的工作，有穩定的居住，那你的子女就可以在這兒上學，政策是這么規定的，但在落實上會有反差。”
“這需要各地真正落實精神，要有為流動人口子女服務，以人為本的思想。”王春光表示。
針對與隨遷子女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改革，中國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指出，“城市戶籍剝離利益的減法，與農村戶籍增加權益的加法，兩個一起做，相向而行，穩步消除差距，逐步形成大體均衡狀態，也就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事實上，讓留守兒童不再留守，讓“小候鳥”能在父母身邊成長，涉及到財政、戶籍等復雜改革。如不強力推動，為小候鳥“筑巢”在相當長時間內仍然只是個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