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儉：以生存的態度直面諸多挑戰的建筑與城市
文/顧晴 攝影/鄭啟東
【個人檔案】
學 歷：1987年4月，南京工學院建筑系畢業,獲工學碩士學位；
1997年4月,東南大學建筑系畢業，獲工學博士學位。
現 任：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北京工業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執行主席、中國建筑學會
理事、北京市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建筑工程評標專家 、《中日韓建筑學報》雜志編委、《
華中建筑》雜志編委。
研究方向：“古舊建筑及其環境的保護規劃與綜合技術措施研究”、“文化及文化景觀研究”、“居住建筑關
健性問題研究”；
主要成就：“近年來發表論文40余篇，專著3本，譯著1本，國家基金項目1項，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
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戴儉認為，建筑是個非常古老的學科，從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就有了建筑。建筑又是個哲學問題，是一種對世界和人類自身認識的表述。人們從巖洞走到平原，在營建建筑的過程中，不僅發展了建筑，同時也創造了自己。在快速發展中，一個民族要有激情，有理想，同時還應該不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抉擇，尤其是嚴肅的生存態度。
此外，身為長期關心文化領域問題的學者，他對“文化是茶余飯后的談資”這一觀點表述了不同的看法。他說：“真正的文化是生存的約定，生存的抉擇，生存的智慧。中國人從不缺乏藝術的態度，但缺乏的是直面生存的態度，尤其是在今天”。
城市規劃面臨諸多挑戰
城市建設事關國計民生，一個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好壞，影響的不僅僅是城市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影響到城市的經濟發展和普通百姓的工作生活。作為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中國建筑學會理事，戴儉如何看待目前城市規劃帶來的挑戰？
首先，他認為，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讓城市面臨人口急劇擴張直接帶來的資源緊張問題，包括水、土地、能源、交通等。雖然國家在強化節能減排，希望能夠減少能源消耗，實現可持續發展，但對于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尤其是第29界奧運會的舉辦，讓它處在一個快速提升和發展的過程，同時也促發和加劇了諸多矛盾，尤其是資源、能源方面的矛盾。
其次，中國的城市大都建立在原有歷史積淀基礎上，如何保護原有的城市形態，延續城市的歷史，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設發展之路，成為許多城市面臨的挑戰。他以北京為例，這是一個傳統城市與現代城市兩種不同功能需求疊加在一起的城市，魚和熊掌何以兼得，這是我們面臨的巨大難題。
他表示，要尊重歷史的判斷和選擇，可以通過城市文化景觀建設，讓城市更有自己的特色。“因為城市特色基本上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它的自然山水，另一個則是本身具有的文化特色環境及風貌，如城市格局、城市肌理、城市風貌特性。已經做出的歷史選擇不能輕易抹掉。文化景觀建設就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
第三，在規劃技術層面，城市是向高處發展，還是分散建設。向高處發展，相對集約，但是密度太大，影響舒適度；分散建設環境舒適，但不夠經濟、有效。如何選擇才是更加有利于生態化和可持續發展還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
第四，目前城市規劃基礎調研與研究較為缺乏，科研跟不上，在實踐上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城市規劃缺乏科學性和實踐性不強。
“比如容積率，容積率是控制性詳細規劃中控制調節土地開發強度和環境質量最關鍵的指標，具有法定效能，但是可以說，到現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指標還是非常缺乏基礎研究和較為科學的依據的。再比如，目前城市輕軌的建設迅速，輕軌建設以及各個節點對于城市結構，土地功能轉換將產生很大的影響。而我們面臨如此迫切的挑戰同樣也缺乏有準備的深入研究。
文化是生存的選擇與智慧
城市化的迅猛發展讓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同時也讓城市面臨著舊城保護等方面的問題。戴儉認為，大學作為科研機構，有責任和義務去積極參與這樣的課題和任務。近年來，他主持了北京舊城25片歷史風貌保護區—北池子地區、古北口地區規劃、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高度規劃以及內蒙、山西、河南等地的文化遺產及景觀保護等工程。
他說，對于北京這個古今重疊的城市，目前已經采取三道防護措施：第一從城市整體保護的角度，如城市格局、城市風貌、歷史景觀等方面做歷史環境保護。第二從片區角度，即設定4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第三就是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從歷史建筑遺產建筑到片區，再到城市的保護，北京正在嘗試著從城市的三個層次去控制和保護歷史風貌與信息的底線，讓人們能夠感受到歷史印記的存在，并體驗到現代北京的多樣性文化生態環境的價值。
作為北京工業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執行主席，他向記者介紹，目前北工大的遺產中心利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技術團隊的支持，主要針對中國地區文化遺產保護開展的工作內容有：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保護方法與規劃研究；文物遺產保護理論和技術方面研究；文化遺產保護知識的普及；文化遺產保護人員教育培訓；介紹相關法律法規，引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物遺產保護先進理論，促進國際交流等工作。
戴儉還談到了北京保護實踐中遇到的難題，“目前主要是經濟問題。如四合院居民搬遷的補償金增長過快，政府幾乎無力承擔，于是保護更新幾近陷入困境。”他建議，要將工作細化，通過政府補償、市場激活等多種渠道予以解決，政府可以考慮將文物保護所需的土地設專項指標，納入城市規劃的土地總量控制之中。
此外，他還結合在2007年與國內外大學建筑規劃院校共同參與的瀘沽湖歷史村落保護項目談到保護悖論的問題。他說：“瀘沽湖生活的摩梭人是中華民族的活化石。如果要延續摩梭傳統文化與生活，摩梭人將無法享受現代化的生活，對于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而如果不保護，這種屬于所有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將瀕臨消失，對其他人而言同樣也是不公平和不可接受的，這是一個兩難的結果。”
關于文化，他表示：“我不同意文化是茶余飯后的談資這一觀點。我認為文化的基礎是生存的約定，生存的抉擇，生存的智慧。”為此他引用了（美）丹尼爾貝爾在《文化矛盾》一書中的一句精辟論語——“文化的原理就是不斷地回歸到生存的原則上”。此外他從古代和現代中國兩個視角談到：“如果中國歷史上沒有春秋戰國時代，就不會有漢唐盛世，甚至是今天和未來的獨樹一幟的、強大的中國。雖然所有的美和丑都在那個年代展露無遺，讓所有的一切都直面生存，但中國文化就此構建了中國人的集體生存智慧。那么，中國目前的建筑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不斷地提醒我們的生存責任，使我們的創作直面生存環境和需求。中國人從不缺乏藝術的態度，但缺乏的是直面生存的態度，尤其是在今天。”
理性對待建筑形式
戴儉認為，雖然人們對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央視新臺址等工程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奧運會的舉辦讓中國在建筑設計上邁進了一大步，因為“這是按照最高要求、最高標準去設計，而且經過了集思廣益，共同探討”。他也指出，在注重建筑形式的同時要注意形式代表了一種價值取向，所以在形式設計和選擇上要多思考“為什么”。
“我認為，一個民族要有激情，有理想，更不應該缺乏理性。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選擇和進行建筑形式的創作。”他從形式和功能的關系分析，形式不只是服務于功能，因為不存在純粹的功能。形式是給功能找到一個比較符合的載體。形式又是一種很獨立的語言，表達一定的意向和意志，是文化的物化。它希望扮演權利角色、屬性角色、效能角色。我們對形式的研究還很不夠。
他還直言，建筑形式要防止僅僅是追求標新立異。盡管我們國家處在轉型期，人人都希望能夠創新，但創新并不等于追求新奇；盡管形式要追求精神層面，但精神層面并不僅僅等同于追求視覺沖擊力。
“這表明，我們對于形式的研究和了解還很不夠。改變一味追求新奇，更多的還是需要理性思考和建筑師的良知，以及體制建設。”他建議，在工程招投標上，大型工程和小型工程要有不同的階段和標準。大型的國家級的工程應該分段逐級評審，宏觀與微觀分開評價；對于技術和經濟問題，存在結構合理性和經濟合理性問題，要采取一票否決的辦法。此外，他還表示，中國的建筑師要在目前大量的工程建設中，思考自己應有的角色以及對世界的貢獻。“這一點日本的建筑師很值得我們學習。”
中國建筑師要為世界發展做貢獻
“與中國相比，日本的建筑量不大，但日本出了很多世界頂尖的建筑師，丹下健三、黑川紀章、磯崎新、安騰忠雄等，都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成為讓世人仰慕的建筑師。中國的建筑師應該思考，為什么目前中國的建筑設計，外國建筑師占了很大的比例？相比世界頂尖的建筑師，我們對世界的貢獻是什么？這將會有益與我國建筑的發展和水平的提升。
他認為，在北京奧運會上，人們看到許多任教于外國體育代表團的中國教練，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對于世界體育運動所做的貢獻，也說明中國是個開放的過度。這不僅會帶來很高的附加值，還會得到更多國家的認可和敬仰，吸引更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
此外，戴儉還表示，要在體制和機制上解決中國建筑師面臨的兩道坎，一個是政府，一個是市場，它們代表了權利和經濟。“官員和老板水平決定建筑師的水平的現象很普遍。盡管建筑師應該服務于市場服務于甲方，但要有一定的度。除了建筑師要有責任心和公心外，應該建立相關機制掌控這個度，否則這兩個坎將極大地阻礙中國建筑的發展。讓我們更多地思考我們對于國家和世界所應當擔負的責任和價值，目前中國已經具備了改變這個現狀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