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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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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蘊藉著祖輩人與人的親情，是特有的風土民俗。那一幢幢老房子，飽浸了多少厚重的遺韻，演繹了多少平凡、動人的故事？所以中央要求城市化要望得見山，看得到水，記得住鄉愁，可嘆『現在每天約有70個自然村落在消失……
當一幕幕巧奪天工的古城風華難再，
當一曲曲牧歌一樣的田園銷聲匿跡，
水泥灌筑的喧囂鱗次櫛比
浮躁起的蔽日揚沙
干涸了那長如流水的清澈村謠……
古村落淪為發展的“絆腳石”？
2014年6月，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老隆鎮200多年歷史的雙孔石拱橋——洋溪橋，被廣東長鴻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非法拆毀，輿論嘩然……
2014年4月，“成龍欲捐四棟安徽古建筑給新加坡高校”，消息一出，爭議四起……
2014年1月11日凌晨，位于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州府香格里拉縣的獨克宗古城發生大火，“月光城”云南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損失慘重，古城多個民居、客棧、店鋪被毀，震驚全國……
2013年11月28日凌晨4時許，有亞洲第一之稱的重慶黔江濯水古鎮風雨廊橋發生火災。這座經歷了無數風雨洗禮的廊橋被燒毀，令人扼腕……
古村落具有獨特的建筑風貌、重要的歷史價值、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特有的古韻氛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晶”。然而，古村落乃至古建筑頻頻遭難的背后，凸顯的是快速城市化（城鎮化）浪潮的沖擊和保護的困境。
歷時5年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近77萬處，但“在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中，保存狀況較差的占17.77%，保存狀況差的占8.43%”，其中“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已消失。”普查結果暴露出了目前我國不可移動文物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
“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憂心忡忡：“現在的情況極其危急！一些古建筑年久失修，當地村民沒有力量修繕，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土地管理法》規定要造新房子必須把舊房子拆掉，并沒有考慮到在文物建筑上應網開一面。不少具有文物價值的建筑，就這樣被拆毀殆盡了。”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陳志華教授看來，這些鄉土建筑具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藝術及科學價值，它們中的許多元素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但是在如今的農村，無論大江南北，越來越多的村鎮住宅都是被貼上清一色馬賽克墻面的兩層或三層小樓替代，許多地方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鄉土氣息。
享有“古鎮保護之父”美譽的上海同濟大學阮儀三教授坦言：因急功近利，古城保護呈現出“破舊立新”立出的千城一面；“拆舊建新”，建成一批批不三不四的“四不像”。且不說清一色粉墻黛瓦、飛翹檐角、拱形的石橋“假古董”，更有無序規劃、胡亂發展，一些地方行政大樓、法院弄成啼笑皆非的“白宮”，把古城保護搞成“洋建筑”的垃圾場。
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長楊立新介紹，城市建設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地方美化市容，拓寬古街，擅自改變建筑格局，歷史信息丟失，文物價值不復存在。“一些幸免于戰火的古文物建筑，最終卻被人以建設開發的名義損毀。”復旦大學學者儲馨曾表示，若不積極應對，長期下去，隨著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古香古色的牌坊、宮門、城墻就會消失殆盡。
著名文物保護專家、安徽省文化廳副廳長李修松認為，經費和執法仍是困擾古建筑保護的兩大難題。近年來，加上中央的投入，各省市每年都有數千萬乃至上億元的文保投入，其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在李修松看來，“文物保護的經費投入仍遠遠趕不上需求的增長。相對于數量眾多的文物，這些經費仍然只是杯水車薪。”
記者調查發現，各類“法人違法破壞文物”、“毀古求利”的案件近年頻頻上演，已成為導致不可移動文物過快滅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江蘇省13座宋元糧倉遺址毀于高檔樓盤開發、鴉片戰爭戰場定海古城夷為平地等，無不顯示文物執法在眾多的執法中處于“弱勢”的尷尬地位。
對于成龍欲捐古建筑給新加坡這一事件，事實上是給內地古建筑保護重重提了個醒。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楊福泉評論說，當我們在痛心疾首地譴責外捐國家文物或有價值的文化遺產之時，更應該深思我們怎樣來珍惜和呵護還在不斷消失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物專家普遍認為，文物不可再生，因此即使一些不可移動文物得到了修復或重建，但文物遭受破壞后，損失不可估量，與其“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
“應將事后處理前移為實時監督”，李修松表示，應當加強文物和公安、城建規劃等部門的聯動機制建設，將文物執法由“事后處理”前移為“實時監督和事前預防”。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在《文物保護法》中明確財政列支文保經費的比例，明確規定各級文物保護單位資金補助的額度或數量，為保護資金來源的長期穩定提供法律保證。
中國知名古建筑專家、國家特許一級注冊建筑師程極悅說，當我們的文物保護真正有了違法必究的問責制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的時候，我們的民間古建筑才不會因為缺乏保護意識、措施而不斷消逝在歲月的風風雨雨中，才可能讓手頭有像成龍先生那樣珍貴文物或民俗文化器物的人士，能夠對祖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有足夠的信任，進而愿意將他們的收藏留在國內或捐贈給相關文化機構。
古村落保護與發展處境尷尬
6月14日是中國第九個文化遺產日，今年的文化遺產日主題是“讓文化遺產活起來”。連日來，各地舉辦多項活動，讓百姓走近文化遺產。近年來，我國傳統村落的歷史、文化、藝術、社會和經濟等方面的價值正在逐步被人們知曉和重視。許多地方在探索傳統村落保護的模式，其中商業利用似乎成為一種普遍選擇。然而，在劇烈的城鎮化沖擊下，傳統村落面臨“人走屋塌”的困境，以及過度商業化的尷尬。
6月29日，四川峨眉山景區暫停接待游客，多位網友反映，景區封閉的原因或系眾多當地村民在景區拉起了橫幅，堵住了道路。村民們與峨眉山管委會在當地發展和利益分配上產生的分歧，促使了矛盾的激化。去年4月10日，湖南鳳凰古城實行“一票制”捆綁售票，游客需要購買148元門票才能進古城。第二天，大批商戶和當地居民因不滿“一票制”政策關門歇業，同時聚集在古城北門碼頭附近。這一政策引起了當地居民和游客的普遍質疑，游客人數驟減，當地個體商戶受到很大沖擊。
2011年8月15日上午，江西婺源一群當地村民集合在景區門口，阻止游客進村，現場還有30余輛警車和上百名警察。而同樣的場景，也曾在臨近的李坑、汪口兩景區先后上演，造成婺源核心景區相繼緊急關停的原因是門票收入分配不公、村務不公開等。
“隨著社會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傳統村落和現代人居需求發生沖突，村落的原始性、文化性正在逐步瓦解，瀕臨消亡。”山西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副教授霍耀中說。面對山西晉城澤州的洞八嶺村，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發出呼吁：“古村哀鳴，我聞其聲。巨木將傾，誰還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誰應！”
這是一座房屋上下暢通、戶戶貫通、院院連通的古村落，具有全民防御特色和完整的排水系統。中華孔子學會會員、全球謝氏聯誼總會名譽會長謝小品介紹，洞八嶺村是謝氏源頭，是周宣王為其元舅申伯(謝姓始祖)分封建造的古謝城“活化石”。
然而，現今的洞八嶺村卻是一片蕭條景象，年輕人搬了出去，只有寥寥數位孤寡老人還住在村里，村里55%的建筑物已經倒塌。相同的遭遇，出現在山西寧武的王化溝村。這個村子有著獨特的居住形態，村民把房子建在半山腰的懸崖絕壁上，整個村子面向峽谷，房前只有一條走廊，有中國“懸空村”之稱。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王化溝村經歷明顯的“瘦身”。昔日常住人口最多的時候，全村總計140多人，如今村里只剩下20多人。
多年來，馮驥才為傳統村落的保護而奔走呼號，他說，目前全國有230萬個村莊，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還剩下兩三千座，而在2005年這些古村落的合計數字是約5000個。
皇城村位于太行、王屋兩山之間的沁河畔，是清代名相陳廷敬故里。走入這里的標志性建筑——百尺山河樓，放眼望去，一邊是明清時期留下的鱗次櫛比、別具特色的古建筑群，另一邊是嶄新的現代別墅式小洋樓。國家5A級旅游景區皇城相府以古建筑群為載體，將原來居住其中的村民整體遷出，在附近建了新村，并較為完整地保留了原貌。
據介紹，皇城相府屬于對傳統村落博物館式的展示，很多村民可以回古村工作，對皇城相府的記憶和感情得以保留，與村落的關系不會斷絕。
然而，沒有人居住的古村落還有“魂”嗎？2005年，后溝古村成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古村落調查保護示范基地后，也開始走上商業利用之路。山西一家民營企業持60%多的股份，榆次區政府和后溝古村分別持股20%多和10%多。要想進入這個有著1000多年歷史的村子，首先得買40元的門票。村子很整潔，沒有農村隨處可見的垃圾和牲畜糞便。為了強化村子的古老風貌，這里還新建了豆腐坊、酒坊、香油坊和老醋坊等。“如果不搞旅游開發，就沒有財源，而沒有財源保證，又如何保護古村落呢？”村支書張春貴說。令人擔憂的是，更多人造景點的開發，會破壞村子的古風古貌。
“商業利用可以改善村民生活，吸引外出打工村民的回流，利用資金對古村落建筑進行維護。”霍耀中說：“然而，這只是一種短暫的模式，只是保護了殼，卻沒有了核。商業利用只是將古村落當成了一種產業，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古村落的文化保護。”
專家認為，傳統村落是中國傳統建筑精髓的重要組成部分，真實地反映了農業文明時代的鄉村經濟和極富人情味的社會生活，對于歷史的傳承，比文字記載更準確、更真實。然而，傳統村落又是極其脆弱和不可再生的，必須對現狀加以重視，使它能夠真實、完整地傳承。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司司長趙暉在去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世界上有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我們是借鑒這種機制，把傳統村落列入到名錄當中；截至目前共有1561個中國傳統村落列入到傳統村落名錄中。”同時，要求糾正無序和盲目建設，禁止大拆大建。
“村落必須是人居住的環境，作為聚落中的人也是需要進步和現代化生活的。”霍耀中說：“地方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應做好傳統村落保護的規劃，保護其人居環境。但古村落的保護不僅是古建筑的保護，還有其蘊含的鄉土文化的傳承。對于像王化溝這樣的‘懸空村’，更應該注重的是它人居的歷史文化價值，即使沒有人居住了，政府也應該像保護文物一樣保管起來。”
對有旅游開發價值的古村落，專家認為，開發商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感，在追逐利潤的同時維護好人類共同的文化資源。當前，政府財政投入不足，是困擾傳統村落保護的癥結所在。對于這些古村落來說，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同樣存在下面幾個令人憂慮問題：
一是自然性破壞。主要是風雨侵蝕和洪水、泥石流、地震、臺風等自然力的的破壞，再加上古村落建筑的土木結構，抗風雨侵襲及抗災能力差，眾多已無人居住的名宅、祠堂面臨著倒塌的危險；原有的里巷、民宅、地貌、水系、植被缺乏必要的保護，其歷史特征和傳統文化風貌也將很快消失殆盡。
二是建設性破壞。古村落經歷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盛衰，許多建筑物本已十分陳舊、殘破。然而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道路建設的不斷推進，許多古建筑遭到嚴重的損毀，甚至許多已經消失，這是我們文化建設的一大損失。
三是生活性破壞。古村落里的居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向往現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有了點積蓄之后便買車蓋房。殊不知,現代交通工具的使用給古村落原生道路和橋梁帶來了極大的壓力，而古村落居民自發的建筑整修所使用的新的建筑材料，也割斷了傳統風貌的延續。
四是保護不力，資金投入較少。雖然對許多古村落也采取了一些保護措施，然而，由于資金投入少、管理力量薄弱，對于古村落的保護并沒有產生良好的效果。
保護古村落路在何方？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高屋建瓴，鼎定國是，其金玉良言，切中肯綮。會議要求城市化要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倡導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阮儀三盛贊“望得見山，看得到水，記得住鄉愁”的國家城鎮化方略是大智慧，力主“保住山水古建重要，鄉情更不能丟”，痛感“現在每天約有70個自然村落在消失……”
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強調：“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一定要重視文物保護與傳承，建立起整體保護觀念。”勵小捷指出，在配合古城古鎮古村保護方面，文物部門要參與到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規劃制定當中，首要的是要深入研究古城、古鎮、古村的歷史文化價值，只有真正將其歷史文化價值的內涵挖掘出來，才能避免“千城一面”、“萬樓一貌”。
如今，一邊是快速的城市化建設、一邊是古城鎮、古村落保護，矛盾雙方何以協調？不久前在“中國第一水鄉”——江蘇周莊舉行的“中國名鎮名村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保護與發展”主題，各抒己見。
同濟大學副校長伍江教授大聲疾呼：大規模城市化建設為古城鎮及村落的保護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壓力，每一天都面臨著古建筑遺產消失的現實，搶救工作，迫在眉睫！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從“保護標準”的角度找出所在癥結：由于保護標準的缺失，造成大量有價值的鄉土建筑被排斥在保護名單之外。現有的文物保護法規，對鄉土建筑保護也缺少明確的規定，一些地方對鄉土建筑投入的保護資金只是杯水車薪。這使得一些歷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的鄉土建筑，時刻面臨消亡的危險。
勵小捷稱，國家文物局與財政部去年所確定的6個古村保護與利用綜合試點，今年將正式推開。據他介紹，去年，國務院核定公布了第7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43處，“國保”總數達到4295處。各地核定公布了新一批省級、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總數達到12萬余處。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登記的近77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名錄已公布，更多文物資源納入依法保護范圍，文物保護法修訂工作正在進行。也有政府部門官員主張：古城鎮、古村落的保護，必須在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前提下，以生態文明來引導，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進行科學合理的開發和利用。“這是國際社會的經驗，也是發展特色旅游的重要途徑。”
多年來，社會各界人士面對見證我國幾千年歷史文明的古村落，在保護為主的基礎上，如何利用古村落獨特的文化、旅游資源，進行了商業開發與保護發展的實踐與探索，為今后大面積保護整治古村落積累經驗，提供經濟基礎，形成保護、整治、開發的良性循環。
經驗一，應由政府主導，規劃先行，避免盲目化。政府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加大政府導向性投入。古村落旅游它是一個系統工程，規劃必須先行。為避免陷入新一輪“保護性破壞”的漩渦中，政府必須發揮其主導作用，組織專家為古村落旅游把脈，對古村落旅游景點實行區域化布局和差異化規劃設計。同時，任何一種資源的開發都會對原先的狀態造成變化或破壞。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關鍵是要在發展中如何保護當地獨特的自然環境與文化遺產，這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因此，在規劃中，我們必須遵循整體保護原則，堅持有機更新，保持古村落的歷史可讀性。
經驗二，突出特色，保護原真性，避免城鎮化。如今消費者對旅游的需求更趨于個性化和多樣化，發展古村落旅游就是要保留本地特色，保護古村歷史文化的原真性，不能盲目跟風。拆除一些不協調建筑，恢復古村落的原生環境，保持它的歷史可讀性以及它的“原汁原味”和歷史滄桑感，保持村寨的原始風貌以及當地居民仍有的傳統社會風尚、淳樸厚道的自然秉性，真正體現“人住農家院，享受田園樂”，才是成功的古村落旅游開發。
經驗三，規范管理，塑造品牌，避免程式化。目前以古村落為資源憑借開發的旅游產品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娛樂性不足，參與性不強”。為了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各地紛紛開發了“農家樂”旅游項目，雖說該項目對旅游者有些吸引力，但畢竟是“小兒科”的東西，且該產品的專營性不強，各地競相效仿，產品已做得太濫，失去了吸引力。如何進行產品創新，走內涵式可持續發展道路，是古村落旅游開發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開發策略上,應根據所處的地理區位，依托各自的資源優勢，確立不同的開發思路，通過采取切實有效的舉措，來規范管理、打造精品、塑造品牌，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古村落旅游才不會是曇花一現。
經驗四，注重和諧、傳承文化，避免過度現代化。遵循景觀審美原則，注重人文與自然的和諧融合、傳承傳統民族民俗文化，嚴格控制開發性建設。為了保持古村落的景觀價值和文化價值，在古村落內不應建設新的旅游設施，那怕是完全與原有建筑保持一致，也應當盡量避免。這是因為古村落是一個歷史遺產，破壞了原汁原味，就大大損毀了它的特色和文化價值。古村落周邊影響景觀和諧的服務設施也是越少越好，對游覽道路系統和少量的必不可少的服務設施要作好規劃。如果沒有科學的規劃和管理，盲目地開發只能加速其生命力的消亡。
經驗五,協調沖突，加大參與，提高古村落居民的生活質量。現在許多地區的旅游開發策略，往往把居住在古村落的居民看作是過去時代的圖畫，一種純潔、原始、靜止不變的文化。旅游開發者似乎認為“過去”就意味著傳統、真實，于是便與古村居民要求提高生活質量的要求發生沖突，大批原居民搬離古村。其實，當地人是當地文化的傳承者，離開了其中居民的活動，古村落的特色和生命力也就無所依附了。古村里沒有了人與人，人與景的融匯貫通，古村落的“古意”也將蕩然無存。所以，要把改善古村落居民的生活條件，提高古村落居民的社會經濟利益放在第一步。尊重當地居民的意愿，保護他們的利益，調動村民、居民參與保護性開發的積極性，修復古村落古建筑。
總之，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利益主體的意愿決定的，因此只有在各利益主體緊密合作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目標。經驗六，保持傳統氛圍，控制游人密度，平衡古村落環境承載力。環境承載力或稱環境容量、環境忍耐力，這本是一個生態學概念，引用到旅游和景觀資源管理中，就是指某一風景區的環境在一定時間內維持一定水準、給旅游者使用而不會破壞環境或影響游客游憩體驗的開發強度。作為人文旅游資源的古村鎮，當其成為著名景點時，其旅游者數量控制更顯重要。很明顯，若古村鎮的小巷里擠滿了游人，小巷的幽靜就蕩然無存了；而且，游人太多對文物的破壞也很明顯，因而應適當控制游人數量和景點的游人密度。如不能適當控制游人即時流量和著名景點的游人密度，這些景區景點的旅游潛力將大受破壞，那時再談保護就比較困難了，對游人的吸引力也大為減弱，古村鎮的可持續開發利用也就失去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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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2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17次全會制定的《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的國際建議》中說:“在生活條件迅速變化的社會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輩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密切接觸,才是適合于人類生活的環境,對這種環境的保護,是人類生活均衡發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個地區的社會中,充分發揮文化及自然遺產的積極作用,同時把具有歷史價值和自然景觀的現代東西都包括在統一的綜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適的。”這一觀點顯然已經將古城鎮的保護納入到了政府政策制定的考慮范圍內。1975年5月29日至30日在羅登堡召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議上,就做出了《關于歷史性古城鎮保護的國際研討會的決議》。這一份被稱為《布魯日決議》提出,在修復和翻新這些城鎮的過程中,必須尊重當地居民的權利、習俗和期望,必須對公共目的和目標負責……
1976年11月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作出了《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華盛頓通過《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憲章》,明確提出,為了更加卓有成效,對歷史城鎮和其他歷史城區的保護應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政策的完整組成部分,并應當列入各級城市和地區規劃。所要保存的特性包括歷史城鎮和城區的特征以及表明這種特征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