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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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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中市首創的“全域城鎮化”模式、山東陵縣創立的就地市民化模式和云南華坪創立的高原特色農業和城鎮化模式，已開始在昆明、大連、德州等地推廣，成為全國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樣板。
許多地方將農民“請進城、請上樓”不同，四川巴中、山東陵縣、云南華坪卻想方設法將農民留在原地，居村就業，就近城鎮化，不僅實現了居村農民市民化，也促進大中小城鎮的協調發展。
本報記者從近日召開的“第三屆中國新型城鎮化峰會”上了解到，由巴中市首創的“全域城鎮化”模式、山東陵縣創立的就地市民化模式和云南華坪創立的高原特色農業和城鎮化模式，已開始在昆明、大連、德州等地推廣，成為全國農村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樣板。
緣由
巴中集革命老區、秦巴山集中連片特困區為一體。巴中市副市長何政告訴記者，截至2013年末，巴中全市國土面積123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31.72萬人，其中城鎮人口115.34萬人，城鎮化率為34.77%（全國為53.73%）。
2013年，巴中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15.94億元，人均GDP12556元（全國平均為41805元），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9%、46%、35%（全國為10.0%、43.9%、46.1%），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8937元、6137元（全國分別為26955元、8896元） 。
何政說，巴中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都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2300元扶貧標準，到2013年底，全市仍然有貧困人口47.42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5%。
“對于人口流向異地，我們作為人口流出區地方政府的作為是有限的。”何政說，如果到2020年達到城鎮化率50%的話，農村200萬人口需要通過就地城鎮化來完成。
山東陵縣位于魯西北平原，總人口59.3萬，其中農業人口48萬，占總人口的81%，是傳統的農業大縣。
陵縣縣委書記、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馬俊昀告訴記者，陵縣有著最需追趕的指標：陵縣的城鎮化率低，僅為41.7%，這一指標德州市為45.2%、山東省為52%；
有著最尷尬的鎮域實力：陵縣鄉鎮實力薄弱，鄉鎮駐地平均人口僅3000人，這一指標德州市為7000人，山東省為26000人。最強鄉鎮財政收入情況，陵縣為6700萬元，德州為11764萬元，山東為110147萬元。
有著最需改變的農村經營規模：陵縣農村土地規模化經營程度不高，戶均經營土地規模為8.5畝，僅相當于全國的平均水平，這一指標美國為3000畝，歐盟為300畝，韓國為150畝。發展現代農業，這一指標急需提升。
“加快推進城鎮化，是陵縣發展所需，也是農民群眾所盼。”馬俊昀說。
據麗江市華坪縣高原特色農業和城鎮化建設調查組成員李琳琳介紹，云南華坪縣多年來“煤炭一枝獨秀”，但由煤炭開采遺留下來的地面塌陷、地表水下漏下滲，地表層損壞等問題越來越凸顯，導致村民居山難、墾荒窮、喝水愁。華坪的城鎮化推進需要探索一條基于現有資源型經濟轉型的發展之路。
做法
巴中市采取的是“全域扶貧”接軌“新型城鎮化”戰略。何政介紹，“全域扶貧”的近期目標是跟上四川省和全國步伐，按時實現全域全面小康；“全域扶貧”的最高境界就是全域城鎮化，全市城鄉一體化。具體實施的是“三三六六”的就近城鎮化路子。
“三個聚集”：推進有條件的農民向中心村和聚居點適度聚集、產業向規模經營聚集、土地和山林向專業合作組織及龍頭企業聚集，建成巴山新居小集鎮和美麗鄉村景觀，逐步實現農民居住條件、就業機會、生產方式、收入水平、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和水平“城鄉等值化”；
“三項改革”：推進農村產權、戶籍和社會保障三大核心制度改革，不斷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潛力，增添經濟社會發展動力；
“六個統籌”：統籌城鄉規劃、城鄉產業發展、城鄉市場體制、城鄉基礎設施、城鄉社會事業、城鄉管理體制，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和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同步變革；
“六大扶貧工程”：巴山新居、鄉村道路、產業扶貧、教育提高、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等建設工程，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傳統村落向現代社區轉型、傳統農民向現代居民轉型。
“三個聚集是未來‘全域城鎮化’的形態，三項改革是動力，六個統籌是路徑，六大扶貧工程是抓手。”何政說。
按照著“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就地市民化”的發展理念，陵縣邊臨鎮采取了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帶動模式。依靠距離京滬高鐵德州東站和德濱高速入口不到5分鐘車程，104國道、314省道穿鏡而過的區位優勢，邊臨鎮承接德州項目東區、鎮域各工業園區各項目企業，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家門口找就業機會。
馬俊昀告訴記者，陵縣鄉鎮中心大社區建設開始破題。投資28.75億元規劃建設11個鄉鎮中心大社區，涉及95個村莊，16853戶，涉及人口60356人，安置面積5356畝，騰空土地18125畝。
與此同時，陵縣還同步建設了以五虎莊紡織園區、后王明華光電園區、五李蔬菜園區、薛莊漁業旅游園區為代表的22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特色產業園區，可有效解決3萬社區農民的就業問題。
與德州“兩區同建”和山東陵縣人口向社區集中的做法不同，云南省華坪縣因地制宜，通過發展以芒果產業為代表的高原特色生態農業，就地、就近提高農民生產和生活水平。
李琳琳介紹，華坪縣按照“規模化、產業化、科技化”的思路和因地制宜的原則，在農村主要是建設以芒果、核桃、花椒、茶葉、中藥材為主的高原特色生態產業基地，以此帶動農民就業和增加收入。
效果
按照規劃，未來十年巴中市要對41.39萬戶農村土坯（危舊）房實施改造，建設農村聚居點2380個，同時完善綜合配套基礎設施、致富產業、公共服務、基層治理結構。
在此基礎上，規劃建設中心村180個（其中新農村綜合體20個）、重點鎮40個，使到2015年人口聚居度達到40%以上、2020年達到60%以上。同時打造一批彰顯地域民俗風格、富有田園樂趣、功能設施配套的農村新型社區和特色產業小鎮。
何政告訴記者，截至2014年2月底，巴中市共建成重點鎮16個，中心村38個，聚居點952個，新建巴山新居近9.37萬戶。新增特色產業基地64.87萬畝，累計完成投資近80.71億元。
“意想不到的是，‘全域扶貧’接軌‘全域城鎮化’成為撬動巴中區域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何政說，2009～2013年，巴中市地區總產值連續5年保持了近13%左右的高速、持續增長；財政總收入從2009年5.4億元增長到2013年27.35億元，增長了4.06倍。
統計顯示，2011年以來，巴中市全市累計減少貧困人口39.86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了11.5個百分點。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9年的3318元，增加到2013年的6137元，4年間增長了84.5%，同時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域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逐年縮小。
發展中國論壇聯合調研組所做的26戶調查家庭的情況顯示，戶均人口5.85人，戶均外出勞動力1.35人，戶均承包耕地面積3.81畝，人均純收入15122元，高出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統計數據約1.5倍。巴中全市2380個行政村，過去基本上無收益，到2013年，有收益的行政村上升到20%。
邊臨鎮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地與紡織工業園區并不遠，目前進駐園區的恒宇紡織、恒蝶服飾、裕豐油棉等3家建成企業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已形成年8萬紗錠、500臺制衣設備的生產規模。到目前為止，這些企業已安置了周邊2000左右的農民就業。
一些地理位置偏遠、資源優勢[-1.10%]不明顯的農村社區往往在城鎮化進程中“被邊緣化”。陵縣宋家鎮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馬俊昀介紹，宋家鎮先做農村社區建設，再依托居民集中居住的人口集聚優勢和數量可觀的復墾土地招商引資。海潤豐服裝加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投產，運營3個月產值5000萬，上交國稅100多萬，現有工人810多人，基本都是宋家鎮本地農民，企業全部建成后總工人數達3000個，將為當地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提供大量的機會。
李琳琳介紹，截止到2013年底，華坪縣生態農業產業基地建設面積達到73.2萬畝，其中僅芒果種植面積為16萬畝，成為云南省芒果種植第一大縣，掛果面積約10.6萬畝，產量6.78萬噸，產值達5.07億元。
郭家田柑橘專業合作社在統一柑橘品種、提高柑橘種植的市場競爭力、及時提供市場信息等方面也發揮了很大作用，社員平均收入達到1萬元以上，比5年前翻了10倍。
評說
“城鎮化顯然應該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在“第三屆中國新型城鎮化峰會”上，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說，中小城市是最適合農民城鎮化的一個城市類型，同時，中西部地區確實應該是就近城鎮化的重點區域。
張紅宇說，城鎮化和現代農業實際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城鎮化要高度重視現代農業發展。“我在很多地方講，中國已經成為實實在在的工業大國，我們用36年時間走了發達國家200年的歷史，但是農業現代化，我們沒有用36年時間走過發達國家200年的歷史。”張紅宇認為，目前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并不同步。
“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的研究已經觸及到了中國下一步發展最核心的問題。”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李民在峰會上表示，居村農民就近城鎮化是中國特色城鎮化的必由之路，而目前這一條件已經成熟。
她分析說，一是社會發展已開始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階段。二是就近城鎮化也順應了中國最大農民的心愿。由于大量農民離開農村，背井離鄉，造成了很多家庭分離。
李民認為，在推進就近城鎮化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照顧到農民的利益，也一定要走一條漸進式的適度的發展路子，不能去拔高。
對這一觀點，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表示靠贊同。他說，就近城鎮化關鍵問題是怎樣能把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夠吸引過來，怎么使留在農村的人能夠留得住，能夠發展、致富。這才是真正造福于農民的城鎮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原部長、研究員徐小青表示，“就近”和“就地”還是有差別的，因為就近本質上還是一種轉移，如原來在一產就業，現在到二三產業就業；如原來住在村子里，現在到縣城或中等城市。
“就地城鎮化是與農村的建設發展緊密連載一起的，在硬件上，住房、通訊、交通等設施跟城里不差，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都城鄉一體。”徐小青說，
民革中央“三農”委員會副主任蔡永飛說，有人把現階段我國城鎮化描述為三種類型：轉移城鎮化、就近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從人的城鎮化這一角度看，這一描述是符合實際的。
蔡永飛說，現階段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更希望進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即使特大城市、大城市有意愿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問題，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不限容納能力有限，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之后也很難成為擴大消費的力量。“所以，就近城鎮化、就地城鎮化，應當是新型城鎮化更好的選擇。”蔡永飛認為，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就近城鎮化、就地城鎮化的關鍵條件是公共服務均等化。
蔡永飛認為，對于政府來說，它可以做和應該做的，并不是經濟建設，而恰恰是推動社會建設、公共服務資源向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區域流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