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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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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地的事態并沒有因此而消弭，村長門前仍不時響起鑼鼓的噪音。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緒上的對立不僅會惡化干群關系，更有可能延滯當地的建設步伐。
一個期盼多年的開發項目、一次程序合法的土地征收、一檔全省最高的補償價格，卻讓一個村莊陷入干群關系緊張、村民不斷上訪的僵局。
【特別報道】樂清調查：店后村的“官民分裂”
樂清市柳市鎮，位于浙江省東南沿海樂清灣之濱。
“家家開公司，人人當老板”，柳市人以千家萬戶的“市場化取向”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和便捷的物流體系，占據了國內工業電器市場的半壁江山，被學界稱為“柳市現象”。
然而，2014年5月8日以來，柳市鎮店后村卻因經濟發展征收農田引發紛爭——許多早已不以種糧為生的村民數度“圍攻”主持“賣地”的村長，一些“旅居”外地多年的私營業主也放下手頭的生意不遠千里趕回老家，要向村干部們“討個說法”。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為此專程前往樂清進行了實地調查。
44枚紅指印的“貓膩”
許多村民非常固執地認為自己“被干部欺騙”了。
店后村，1932個村民，635畝耕地。人均不足0.33畝，這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溫州地區是一個低于平均值的數字。2014年5月8日，店后村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宣布本村302畝土地被政府征收，擬用于建設“德力西高科技產業園”。
“將近一半的耕地被村長偷偷賣給了企業！”《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初到店后村時，能夠明顯地感受到一些村民對即將失去土地的無奈與憤懣，而所有的怨氣又似乎都集中傾瀉到了直接“操盤”的村干部身上，于是記者看到了村民罵娘、上訪，甚至敲著鑼鼓堵住村長家門“大加討伐”(記者注：當地民風在別人家門口敲鑼不吉利)。
5月20日，樂清市國土局發布公告，已被收歸國有的原店后土地進入“招拍掛”程序；5月29日，店后村委會又貼出告示開始發放征地補償款。部分村民的不滿情緒再一次被“點燃”，上訪層級也隨之提升。6月4日，“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的橫幅拉到了樂清市政府門前，網上也開始出現“控告干部勾結廠商私賣土地”的帖子。
然而，記者很快就發現，坊間傳聞離事實真相似有較大差距，尤其不同尋常的是，在部分村民向《中國經濟周刊》提供的投訴材料和記者從當地政府獲得的相關文件中，都有一份產生于一年之前，也就是2013年5月17日的店后村“關于征收我村集體土地的有關決議”的《村民代表會議紀要》，而“控辯雙方”都特別“推出”這份《紀要》，因為《紀要》上有著與會代表們按在自己簽名上的44枚指印。官方說法借以強調“程序合法”——簽名和指印就是明證；民間輿論則矛頭直指“文件造假”——簽名和指印“來路不明”。
“那天的會議只談到征地的意向，沒有表決，怎么會有簽名和指印呢？”已連任兩屆村民代表的周存慶非常肯定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對于擺在面前的簽名和指印復印件，周存慶“鑒定”后認為“不是假貨”，但它們究竟產生于何時何地以及近年來村里是否還有其他什么大事進行過“簽名蓋印”都“已經記不起來了”。
參加此次會議的另一位村民代表黃建武則與周存慶說法不同：“那天開會討論征地事宜，到我簽名時贊成票早已過了半數，所以我也按了指印。”記者注意到，店后村村民代表總數為52人，會議當天實到44人，符合法定人數。黃建武的簽名和指印排在《會議紀要》“同意決議代表簽名”一欄的第40位。
盡管記者的調查在一步步確認著簽名和指印的真實性以及它們與土地征收的關聯性，部分村民始終還是“糾結”于一點——“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談論過征地的細節，這里面怎么會沒有貓膩？！”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通過有關渠道找到了一段2013年5月17日店后村村民代表在鎮、村有關領導主持下討論征地問題的影像資料，這段與會人員用手機隨意拍攝的視頻隨即被受訪的多位村民確認為真，但許多人還是非常固執地認為自己被干部欺騙了。
一位村民明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我們肯定要打官司。”該村民還向記者提供了一份準備以“店后村農村土地經營權承包戶”名義遞交給浙江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復議申請書”，申請書明確表示“不服浙土字A【2013】-0790號和浙土字A【2013】-0792號《浙江省建設用地審批意見書》”，理由是地方政府“利用虛假材料上報審批……”而認定“虛假”的依據則是“村民代表沒有對征地事宜進行表決”。
盼望已久的第三次開發機會
群眾的意見不在“是否應當賣地”而在“是否應當明白”。
為了進一步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先后走訪了樂清市、柳市鎮有關部門和店后村所屬的柳市鎮西城辦事處。數次采訪了解到的情況是，店后村是柳市鎮少有的沒有進行過土地開發利用的村莊，村民們眼看著周邊地區因為土地轉換而與本村拉開差距一直很有想法，對村干部尸位素餐的“太平官”模式也不無怨言，因為僅靠人均不足0.33畝的農田耕作顯然不能實現自給自足，而且本村直接耕種自家承包田的農戶已經不到三分之一，愿意“背朝黃土面朝天”的年輕人更是少之又少。
柳市鎮西城辦事處主任葉偉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店后村的領導班子已經連任數屆、十多年時間，而長期以來該村卻沒有動過一畝地，這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柳市實乃罕見。
葉偉盛說，鎮上考慮到總體的發展規劃，2012年以前已經通過相關程序將店后村的土地由“基本農田”轉換為“一般耕地”，但此后一直苦于沒有找到各方都感到合適的開發項目。2012年，有一家企業準備在柳市建立物流中心，店后村是備選地址之一，但可行性論證時出了問題——店后附近主要道路上的一座高架橋可能會直接影響大型車輛的通過，此議就此作罷。2013年，樂清市委、市政府計劃投資數億打造“柳市新城”——“中國電器城”，柳市鎮和店后村對項目的落地都非常積極，但最終還是沒有獲得成功，因為其他地方的基本條件都比店后村好。“人家姑娘不愿意嫁給你，你有什么辦法呢？”葉偉盛這樣打了個比方。
“建設‘德力西高科技工業園’是店后村的第三次機會，村里對此很主動、很積極。就這個項目而言，柳市鎮有三塊候選地，而店后村并不是最佳選擇，能夠‘花落店后’，鎮上和村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葉偉盛介紹說，“德力西集團”是柳市本土企業家創造的世界名牌，囿于土地等限制因素，該企業已經開始向外地轉移擴張，為此，柳市鎮黨委書記親自登門拜訪企業領導，希望對方多多“造福桑梓”，這才有了今天的“重點產業化項目”。為了盡快促成這一項目，政府依照有關法規將店后村的部分土地收歸國有，各項補償都按當地的最高標準執行，另外返還10%的項目用地給被征地農戶集體建設標準廠房統一經營以保障失地農民的長期收入。“已經順利進入招拍掛程序，事情怎么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呢？”葉偉盛對此也感到不解。
“應當說，店后村的村民從內心來講是希望開發的——去年爭取‘中國電器城’建設項目時，店后村村民們的態度是‘愿意無償提供全部土地’，很可惜開發商最后另擇他處了。”葉偉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無償供地”的說法隨后得到了店后村5隊林云生、6隊錢云哨等多位村民的證實：“600畝地全拿出來我們都愿意！”但提到此次“賣地事件”，許多村民仍然對村干部的“隱瞞真相”耿耿于懷：“那個時候我們是知道情況的，這一次賣地你為什么不跟我們說清楚？”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調查至此，發現大部分受訪村民的實質性意見不在“是否應當賣地”而在“是否應當明白”；從曾經為了開發“愿意無償送地”到如今拉出橫幅“要為后代爭田”，記者也似乎看到了村民們的另一種訴求。
干部群眾有多遠
“遇事不與群眾商量，村干部有很大的責任。”
經過幾天的采訪，店后村的“征地糾紛”已然顯現出較為清晰的輪廓。然而，當地的事態并沒有因此而消弭，村長門前仍不時響起鑼鼓的噪音。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緒上的對立不僅會惡化干群關系，更有可能延滯當地的建設步伐。
于是，《中國經濟周刊》的調查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民選產生的村官和唇齒相依的鄉親之間怎么就有了如此嚴重的隔膜？
簡單梳理一下店后的征地方案，可以看到從大政方針到細節安排，主其事者都可謂“煞費苦心”。葉偉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店后村的開發肯定是好事，為了把好事辦好，鎮上跟村里商議相關問題的時候條件都盡可能放寬。比如，國家規定之外每畝5.3萬元的“政府補償”并沒有法定依據，只是因為相鄰的某些村組N年前曾經“預征土地”并發放給村民每畝5.3萬元的征地補償，此次店后村委會提出要“比照執行”，政府也就破例開了“綠燈”。另外，“對征地村組獎勵10%的用地指標”是幾年前的地方政策，店后村征地時這項政策早已失效，但政府還是“特事特辦”了。
“問題是，村長知道的事情村民不知道。”葉偉盛說，“比如，過去有些地方返還的土地可以開發商品房，店后村的返還部分只能用來辦廠，這一點就沒有跟村民們說清楚。”
葉偉盛此說或很關鍵——村民周存慶就認為：“誰都知道辦廠肯定比種田劃算，但村干部不和群眾通氣，大家就不樂意。”村民錢云哨說：“去年是說了建商品房不一定能得到批準，但辦理當中遇到具體問題還是應當多找些人一起商量。”
“村長經常和我們聊天閑扯，為什么從來不說征地遇到的困難呢？”一直認為自己和村長“關系很不錯”的錢云哨至今也沒能夠想明白這件事情。
“群眾有疑問就叫我們‘盡管去告’，這是什么意思？每畝地補償38.2萬元，不要說在柳市，在整個浙江都應當算是最多的了，可是我現在看到村長就想罵！”村民林云生說到這里就有點激動。
兩位常年在外經商的店后村村民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對村干部的“自說自話”十分反感：“每次換屆選舉，我們都飛機火車地趕回家鄉為你撐場子、做工作，賣地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們講，幾十年的私交不說，至少我們的戶口還在店后吧？”
據葉偉盛分析，或許正是因為多年連選連任且都是以超過70%的比例高票當選，店后村的村官們已經認為，很多事情自己就可以直接“當家做主”了，自認為對村民有利的事情就更是如此。樂清市委外宣辦的有關負責人也認為，盡管可以看出來店后村的事情是有少數人在背后“搞事”，但“遇事不與群眾商量，村干部有很大的責任” 。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通過多種渠道試圖與店后村委會主任黃立強見面，希望能夠聽聽他的想法，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未能如愿。不過，記者還是從側面得知，對于此次征地引發的矛盾和猜疑，黃立強心中也很苦惱——一位平時與黃“走得很近”的村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不久前的一天夜里，黃還給他打了電話，通話的主要內容就是“辛辛苦苦地辦成了一件事情，大家卻都咬定自己‘搞名堂’，心里有話不知道該跟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