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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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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都”上海是對環境惡化的憂慮表達
全國兩會期間，有代表和委員因為“北京霧霾越發嚴重”，再次建議將首都遷離北京的消息不脛而走。其中，有關上海成為備選城市的非官方消息，在新浪微博上周討論量超過20萬次，天涯社區一則關于遷都上海的帖子點擊量則超過4萬次。
從看網上觀點判斷，上海網民對首都之名并不感冒，分別從歷史、環境、文化、政治、戰略等角度予以反駁，網友“24小時綜藝魂安卉”說：我只是希望北京對待環境問題能夠積極，而不是想讓首都是干凈的，而直接搬到別的城市。
從上世紀80年代起，關于“北京遷都”的說法一直不絕于耳。2008年2月，有學者撰寫長文《中國遷都動議》，提出“一國三都”構想，即選擇佳地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為國家經濟首都，北京則作為文化科技首都。這一構想，可說是“遷都上海說”的一大學術鋪墊。
盡管遷都傳聞沒有任何官方表態，但借勢兩會，仍然掀起千層浪。支持遷都上海的聲音較弱，遷都中原、西南乃至西北的呼聲卻大有市場。有媒體附議，“遷都有利于帶動我國另一個地區發展，也有利于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可持續性均衡發展”，并煞有其事列出幾大候選城市名單。對此，有網絡時評批評，不能將“遷都”當成干私活兒，“更不能將遷都當成刺激本地經濟的一個廉價發動機”。
“你們考慮過天安門和故宮的感受么？”《河南商報》梳理三十多年的“遷都口水仗”，最后轉引河南省社科院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王建國的表態，遷都說像“八卦”，“一個國家的首都需要是政治、經濟、文化甚至交通、科技的中心。因此，即便行政機構搬到新地點，也未必能發揮出首都所應起到的效應。畢竟，首都的地位、形成，不是一兩天就可以完成的”。
此前，一份《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4)》曾引發各方熱議，報告指出北京的生態問題成為城市升級的最大短板，“已接近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程度”。可以說，遷都之說卷土重來，“是現實逼出來的”，觸動國民神經的，是首都目前遭遇環境惡化的現實威脅，“實際上是表達出社會對北京生態環境的關切和憂慮”。
遷都論倡導者、上海華頓經濟研究院院長沈晗耀接受媒體專訪時稱，“因為作為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北京確實不堪重負”，“解決的根本辦法是把功能分散出去，把其中重要的政治中心分出去”。也有媒體人指出，只要在“推動國家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前提下，“當今中國遷都，不是沒有可能”。
在網絡上，當然也不乏北京網友支持將首都遷走，個中情緒更多是無奈。如果單純因為霧霾就把首都遷走，那將是中國政府治霾無力、逃避責任的軟弱表現，也與李克強總理在兩會記者會上的嚴正表態（“向我們自身粗放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來宣戰”）背道而馳。
在評論員范子軍看來，現在京城成為霧霾重災區，再度引發“遷都”的聲音，某種意義上不啻另類鞭策。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做出“遷都”決策向霧霾示弱，而只有正視問題，主動迎戰，拿出更有力的對策，盡快突破重重“霾伏”。
勿用“虛榮”抹殺追夢的汗水和辛酸
“留下，需要面對的是更激烈的競爭、不甚舒適的生活環境；逃離，或許也會失去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舞臺”，堅守北上廣，還是回家鄉？對于社會轉型期里的中國年輕人而言，這是一個攸關現實和理想、青春和奮斗的現實問題。全國兩會期間，被習近平稱贊“瘦身成功”的在滬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著名主持人曹可凡，一句“回去大家說你混不下去回來，沒面子”被輿論解讀為“堅守北上廣的部分人是‘虛榮心’作祟”，掀起一片波瀾。
不得不說，不少媒體在轉發這則新聞時提煉出的“虛榮心”之說有“標題黨”之嫌，畢竟曹可凡也還提到了，“應該給年輕人夢想，鼓勵他們追夢，允許他們失敗”。但其中折射出的問題不能不引人深思，因為有相當一部分滬上網友認為“虛榮說”不無道理。
值得關注的是，網易新聞客戶端第一時間推出了民意投票，對于“部分堅守北上廣皆虛榮”的說法，贊成者（22%）與反對者（19%）的數量比例不相上下，而有59%的受調查者（超三萬人）將票投給了“反思資源為何如此集中”。
湖南紅網有評論指出，正是城市發展不均衡惹的禍催生了“北上廣”這個尷尬的名詞。中心城市的巨大吸引力，源自于國家發展策略傾斜的巨大生機和優渥資源，“只有盡快縮小所謂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的差距，避免大的過大，小的過小的馬太效應，實現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才能根本解決“北上廣”的尷尬。
不安的青春遭遇變革的時代，難免萌生悸動與迷茫。除了經濟發展不均衡這個根本原因，中小城市庸俗又傳統的熟人社會，也是造成外來年輕人愿意涌進一線大城市的巨大外因。因為習慣大城市的公平制度、規范行政，因為不認同“關系大于能力”的小城觀念，不少曾經高呼“逃離北上廣”的人又默默選擇“逃回”。有評論一針見血，“這也是一種用腳的投票、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一種無聲卻最有力的吶喊。”
城市化撕扯著鄉土溫情，帶來鄉愁與阻隔，卻也充滿著希望與活力。新快網相信，“每一個生活在北上廣的人,生存艱辛的痛感要甚于虛無縹緲的虛榮感”。同樣，評論員鄧海建情真意切地撰文：沒有人可以霸在五光十色的都市，卻要年輕人回去廝守鄉愁。尊重那些哪怕是晃蕩在北上廣的青春吧，就像尊重曾經跌跌撞撞的我們。
零容忍“霸王條款”：讓法規成為最大行規
今年“3.15”，中國新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實施，作為一部“偏袒”消費者的新法，一些飽受詬病的“霸王條款”也被叫停。而在“3.15”前夕，上海工商部門對商業購物、旅游、衣物清洗、預付卡消費等四個行業的合同格式條款開展了專項檢查和清理，率先正式叫停“特價商品概不退還”、“卡內金額過期作廢”、“最終解釋權歸商家所有”等20條“霸王條款”，引得輿論好評。
作為現行潛規則，“霸王條款”分布范圍廣、涉及領域多、侵權方式變化快，實際上是不法經營者通過踐踏顧客合法權益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法經營者的逐利心理在作祟。在不少消費維權事件中，往往出現媒體、網民曝光，職能部門被動跟進的情況。此次上海工商部門的主動出擊讓東方網 “為之喝彩”，并期待上海叫停更多“霸王條款”，其認為，除了一些商家無視法律和社會正義之外，職能部門監管不力是“霸王條款”長期橫行的根本原因。難怪有網民擔心，“叫停是一回事，實施是一回事”。
“為什么只有上海？”外省網友也急切期盼其他地方政府效仿上海，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的不健康現象，讓法規成為最大的“行規”。
深究“霸王條款”，盡管飽受詬病，但其“生命力”卻異常頑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維權成本對于普通消費者過于高昂。“追回一只雞，得殺一頭牛”的維權尷尬，讓不法商販有恃無恐。南海網評論指出，消費者也不是天生就孱弱，實是監管太無奈。監管部門這種“慢三拍”的工作作風，無形之中張了不良商家的志氣，滅了消費者的威風。
法制網也有時評認為，目前的監督、執法、處置等各項措施還存在一定的薄弱環節，而且各個環節之間沒有形成有效的銜接和配合，霸王條款的盛行出現了“真空”地帶。“鏟除霸王條款的滋生土壤，需要法律對其保持‘零容忍’的堅決態度，同時更需要各方力量的積極參與和協調配合”。
叫停“霸王條款”，實際上是對現代社會契約精神的堅守與遵照。新華社刊發評論建議，監管部門應破除行業、部門壁壘，形成監管合力，建立更加完善的維權渠道，以常態化的執法壓縮不法經營者的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