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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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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4日，我曾在《溫州日報》發過《羅哲文與蒼南古建筑》一文，介紹羅老對保護中國古建筑的貢獻，記述他兩次來蒼南縣的“僻壤”，“欽定”蒲壯所城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高度評價“窮鄉”碗窯古村落的情景，表達了對大師關切鄉土建筑和終生為之奉獻精神的敬仰，也期盼當地對鄉村古建筑能有所愛護。去年6月的一天，我陪友人、一位年長的民間古典家具愛好者參觀碗窯博物館時，他見到館名出于羅老手書，無不惋惜地說，羅哲文走了，要不我會托你求他一張墨寶的！我驚呼：羅老走了，我竟然不知道啊！什么時候走的？我春節時還給他發過祝賀短信呢！
從碗窯博物館回來，我趕緊打開電腦搜索，果然，他的確是201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這也算高齡仙逝駕鶴西歸；就蒼南習俗來說，應該是功成名就、洪福齊天，后人也不必痛惜了。然而，對此噩耗蒼南竟然一點不知，從無報道，從無傳聞，而我平時不大上網，也信息全無，這就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小的遺憾了！
羅老走了，蒼南不知道，我很感突然，不免陷入追思。
暫且不說，羅老一直位居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組長高位，是當代中國屈指可數的泰斗級古建筑大師，早年他作為營造學社的一員，成為梁思成的關門弟子。1950年代，當北京的牌坊徹底消失，又要打一場拆毀現二環路原先古城墻的“人民戰爭”時，他伴隨梁先師向領袖呈上萬言書，力陳保護的種種必要，以及拆毀的種種不可行，在得到總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無奈又委婉的“退復”后，師生倆深懷抱憾痛惜之情，腳踩自行車，環繞北京整座古城墻，測繪、畫圖、拍照；頂寒風冒艷陽，蹬車攀爬，歷經數十日，專程收集整理古城墻珍貴資料，為的是盡一己之力將“書面城墻”留存后人；然而暫存于羅老家中的這最后努力成果竟然又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抄家搶奪，成永久失落，更使北京古城墻的準確圖樣及文字等珍貴資料在世界上永遠消失。單就他以古稀高齡，在任上兩次蒞臨蒼南，考察、鑒定、審批、上報蒲壯所城位列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隔天兩度考察碗窯古村落，給予極高評價，還為碗窯博物館親題館名，蒼南就不應該對他離開人世的信息不知曉。而我，當然也就更不應該不知曉了……
蒼南蒲壯所城是600年前，明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倭時“軍民共建”的防御性衛所，東、南、西三面環城，北面接山，保存完整；城內街巷阡陌，院落連環，居民安居樂業；環山的一面密布民間廟宇十多個，儒、道、釋、基督四教齊備。而在蒼南境內還有同時期建成的一所更大規模的“金鄉衛城”，可惜被1980年代之后的商品經濟大潮幾乎淹沒殆盡了，那蒲壯所城在蒼南、在溫州，乃至整個東南沿海都有一定的唯一性。1993年開始，蒼南將唯一的蒲壯所城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記得當時的申報史料還是文化局金亮希同志將所拍照片粘貼紙上，加上手寫的文字說明裝訂成冊的，但僅此也就玉成了羅老與蒼南鄉土建筑的美緣。這期間，我在駐京辦任上，自從首次陪同林秀政副縣長和文化局胡立、金亮希在北京得以與羅老結識后，多次前往他在安定門外一處建于1970年代的老樓住處拜訪、探尋報批結果。每次羅老都笑臉相迎，耐心而坦率地說明幾次從國家文物局到國務院來來回回報送與退回的經過。這有理念的差異，也有對文物保護認識程度的差異，當時也正值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期，領導人認為，國家財力有限，每年每次公布文物保護單位不能過多，要漸次安排。羅老他們認為，我國文物比起國外不僅數量而且等級都是絕對的“大巫見小巫”，而列入“國保”級的絕對數量比起國外又是少得多，應該盡量盡早多公布、多保護；公布了就可以調動地方政府保護文物的積極性，其實并不用中央拿出多少錢的。我也知道了正是出于羅老的堅持，才使國家對國保單位公布數量從一再減少到每年增加，才使蒼南申報的蒲壯所城歷經4年于1997年終被名列其中。
也正是獲批前后的1997和1999年，羅老兩次親臨蒼南考察、審查蒲壯所城的現狀與保護修繕工作，留下了他在蒼南鄉野的足跡，也將蒼南鄉土老建筑的無數景觀特寫留存在了他隨身攜帶的相機里，更留下了他對蒼南的美好情懷。
羅老首次來蒼就直奔縣城以南70公里外的“蒲壯所城”。在返回的車上，陪同的林副縣長提到西向20公里外也有一處300年歷史保存完好的陶瓷古村落。他馬上說，那得去看看！當驅車來到碗窯已近黃昏，羅老不顧舟車勞頓，立刻興奮不已，爬上跳下，用相機各處狂拍。無奈天色已黑，他們只得回到高樓林立的縣城用餐投宿，準備按既定計劃第二天中午按時登機返京，可是當晚餐后回到賓館休息時，羅老卻又給林副縣長打來電話，說能否明天起早再派車到碗窯一趟，今天還沒有看全、拍夠，很想明天一早再去補看、補拍，林副縣長當然稱好。第二天，羅老一行一直在碗窯查看，一直滿打滿算到車行機場加臨界登機的時間點了，才在隨從的一再敦促下上車離開。他在車里大贊碗窯山地建筑的精美和古陶瓷生產線遺存的傳統文化價值。
2006年，我主持修建民間集資的碗窯博物館，立刻想到應該請羅老題寫館名。
2007年11月初的一天，我再次赴京前往安定門外他的二樓寓所。住處還是老住處，依然破舊擁擠，從玄關、過道到客廳書房，堆放的盡是書籍；書房兼客廳里坐著三位清華建筑學子在請他為自己的著作題寫書名。他依然笑容可掬地讓座沏茶，與我談碗窯，講蒲壯所城。當我向他講述碗窯博物館建設方案，并提出請他題寫館名時，他欣然應允。要知道，在京城邀請名家大師題字可是要一筆不菲潤格的，對羅老“無償勞動”的爽約，頓然使我惶惑不安起來。
大約從京城返里的10天后，我便收到了羅老寄來的掛號信，打開一看，共有三幅羅老親筆題寫的楷書墨寶，兩幅是橫書，一幅是豎書，都蓋壓他的篆書名章，還附有他用老式印花宣紙信箋豎寫的一封親筆書信：“成堡局長：囑寫之碗窯博物館題字已匆匆寫成寄請指正。如可用時字體大小筆畫粗細均可按需要放大縮小。三幅字體也可按需要交換使用。匆此并祝：冬安！羅哲文再拜。二零零柒年十一月十六日。”寥寥數語，筆觸間大師謙遜、質樸、平實、隨和的品格和深厚傳統文化學養躍然紙上，令人高山仰止。
碗窯博物館落成了，由羅老題寫的館名懸掛在門樓上，參觀者進館時第一眼就能看到他秀麗端莊的楷體書跡。我也把他的書法原稿和給我的書信稿放置博物館二樓展柜里展示，還尋找到當年那個夜晚，羅老在碗窯戲樓上打照手電筒、察看螺旋穹頂壁畫的老照片洗印掛墻，以告慰羅老對偏遠山村一個既非國保，也不是省保、縣保的民間博物館的厚愛。
幸好，碗窯博物館尚能得到參觀者的稱許，算是沒有愧對羅老的關愛。但是，深為羅老傾注過心血的蒲壯所城如今保護的又怎么樣了？
對于蒲壯所城，我自從1980年代陪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劉文璞、楊勛他們多次來此，為國情調查《蒼南卷》做調研以后，已經二三十年沒有去過了，這期間蒼南縣城和經濟強鎮龍港已經是高樓林立了，這期間也有蒲壯所城歸屬的馬站片區的什么農業觀光旅游區規劃和海濱漁寮沙灘景區旅游規劃，我一直納悶于一個國保級的600年歷史古城村落近在咫尺，怎么少有被納入規劃范疇呢？我已間隔幾十年未去，但凡參加規劃評審會，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也就納言了。去年暑期，為了讓在老美就讀人類學的干女兒和即將赴紐約大學就讀古建筑保護碩士的兒子感知鄉土歷史建筑文化，我驅車帶上她們，前來憑吊這已經多年不曾謀面的心儀的蒲壯所城時，我的心失落了！
應該說，城墻本身還是保護維修的不錯的。
我們沿著城墻上走過一圈，城外護城河也開挖整理的算“寬闊”完整。護城河外植下了面積可觀的草坪，還有零星的普通小樹木，那是獲批“國保”后省里下撥的保護經費修建的，倒像公園？像成片綠地？找不到感覺！我們舉目朝城墻下望去，滿城盡是頂天立地的三四層時尚的“火柴盒”鋼筋混泥土建筑，還有幾處拆舊建新的工地正在圍圈梁、打地基，原有的木構老宅、石板街巷、市井風貌竟然無處尋找。我們下了城墻，來到城內街道，腳踩的是水泥路面，幾座小廟依稀尚存，但被新建樓房擠到了低矮暗處，幾處殘墻斷臂也依稀可見，但我驚訝于竟然找不到記憶中1980年代的阡陌街巷與門樓井臺了。古城北山側眾多的大廟宇本是蒲壯所城的一大組成部分，也是有別于他城的一大特色，可是當我們最后來到被廣大攝影愛好者不斷拍攝發表的“拔五更”——夜間廟會活動的晏公爺廟，竟然是一片雜亂，被抬出奔跑的晏公爺木雕塑像及其轎子也被隨意地斜扔在一旁角落，沾滿灰塵。
要知道所謂“城”者，并非單一的“城墻”，是城池屋舍街巷市井的整體文脈格調也，而蒲壯所城的脈絡格調不見了！我本欲對兒女解說此國保的城郭型制、抗倭歷史、建筑特色、民間信仰、廟宇特征，讓她們感受祖國鄉土文化的厚重，教育她們留洋勿忘文化之本的，可是面對此情此景，我語塞了——除了唯一的城墻外，除了解釋經濟大潮對“城”的淹沒外，我還能說些什么？
但是，我想到的是，假如羅哲文依然健在，假如有一天他老人家又興致勃發要再次來看看蒲壯所城時，真不知蒼南人如何面對他，面對他與蒼南結下的緣？
悻好，羅老走了蒼南也并不知曉。
不知曉本身倒也無大礙，蒼南鄉野除了政治經濟大事以外，對于京城文化人和文化事本來也就知曉得不多。但是，碗窯已經被當地文化部們申報了“國保”，也依然出現當年蒲壯所城類似的處于申報材料在國家文物局與國務院游走狀態。可是，羅老已經走了，不知還會有人類似他那樣的“堅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