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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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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啟動“霧霾模式”
在北京市海淀區生活的葉鈴子（化名）是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也是一對六旬老人的女兒。一直以來，老人孩子的健康，是她最記掛的事。
2013年初，北京首次爆發有數據可查的大面積空氣污染，此前就對北京天氣格外敏感的葉鈴子便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每天早晨拉開窗簾，先看一眼天空，如果看到有灰塵、霧、霾，立刻上網查看PM2.5（大氣中直徑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顆粒物，也稱為可入肺顆粒物，目前中國部分地區“霾”的主要組成部分）指數實時播報，如果是輕微污染或者更嚴重，就要關照父母，今天別帶孩子出門。
2014年1月14日，中國氣象局發布的2013年《中國氣候公報》顯示，去年中國中東部地區平均霧日數16天，較常年偏少8天，為1961年以來最少；平均霾日數36天，較常年偏多27天，為1961年以來最多。其中，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區，霾日數超過100天。
平均下來，幾乎每隔四五天，葉鈴子的女兒就有兩三天不能到戶外活動。她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抱怨：“兒童保健醫生都說，這么大的孩子要多曬太陽，最少要戶外活動兩小時，可是這天氣怎么出門？”
以前，葉鈴子的父親每天早晨要到公園舞劍，聽到專家說“霧霾天氣不適宜戶外運動”之后，老爺子的運動周期常被突如其來的霾攪亂，后來索性放棄了。
為了抵抗霧霾，葉鈴子買來空氣凈化器、防PM2.5口罩等“裝備”。考慮到父母的心肺功能已經不如年輕人，葉鈴子還時常買點潤肺效果好的雪梨、荸薺、百合、銀耳……“不知道有沒有用，至少心理安慰一下。”
如今，全國各地很多家庭都像葉鈴子家這樣啟動了“霧霾模式”。電商網站、商場藥店，價格在二三十元的防塵口罩月銷量動輒過萬；價格上千元的家用空氣凈化器，月銷量整體高于同等價位的空調、熱水器；“更高級”的PM2.5檢測儀、霧霾防毒面具也不乏人問津。甚至有的醫院還開了“霧霾門診”，不過終因病因復雜、治療困難而不了了之。
據媒體報道，1月11日起，北京空氣再次出現連續4天的重度污染，北京市兒童醫院每天有超過800個孩子接受霧化治療。截至1月14日，兒童醫院呼吸哮喘普通號排到了3月13日，副主任醫師號已排至4月15日。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2013年底，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已經把大氣污染的細顆粒物（PM2.5）確定為致癌物，但霧霾致癌的可能性有多大，關鍵要看不同地區大氣污染的程度有多大，公眾沒必要因此恐慌，并不是說每個人都會得癌癥。
潘小川表示，霧霾對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確實能夠造成影響，造成超額死亡，但目前還沒有對生殖系統這方面的研究，因為涉及到第二代，需要觀察更長時間，霧霾是否會對生育生殖功能造成影響，短期內恐怕不會那么明顯地顯現出來。
與流行病毒不同，霧霾對人造成的危害是廣泛、慢性，甚至是不確定的，這種看似“不確定打擊”也造成了人們莫名的恐懼。因此在過去的這一年，因為霧霾，人們對大氣污染的反思和應對都超越了以往。
完不成任務要“提頭來見”
治霾，已經刻不容緩。
2013年年初，大規模霧霾天氣爆發之后不久，環保部官方網站上，74城市空氣質量狀況月報、季報、半年報、年報如約而至，且內容不斷豐富、完善。
環保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分別從制訂防治計劃、調整落后產能、提供資金支持、鼓勵清潔能源等方向找到治理霧霾與自身工作的結合點，從國家層面向制服霾害擎起利劍。
2013年9月，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下稱“大氣防治國十條”），提出“力爭再用五年或更長時間，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氣，全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的目標，并針對不同地區定下具體指標，且每一項所涉及的任務都有嚴格的時間節點和量化指標：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到2017年，重點行業排污強度比2012年下降30%以上，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等。
2013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公開發表，再次強調“不以GDP論英雄”，仿佛一顆定心丸，讓愿意在大氣污染乃至所有的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上花力氣的官員們踏實了。
《北京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在大氣防治國十條發布一周后亮相，將治霾行動分解為84項具體任務，每一項任務都落實到各區縣政府、市政府有關部門和市屬國有企業的50多位“一把手”頭上，完不成任務將按人頭追責。
據媒體報道，2014年1月19日，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市長王安順表示，他已經和中央簽署了責任狀，落實即將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如果空氣污染（治理目標）到2017年實現不了，領導說了句既是玩笑話，也是分量很重的話——“提頭來見”。
環保部已與全國31個省（區、市）簽署了《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了到2017年各地PM2.5和PM10（直徑在10微米以下的顆粒物，又稱為可吸入顆粒物或飄塵）濃度下降的指標，進一步落實了地方政府環境保護責任。其中，任務最重的京、津、冀三省市PM2.5的年均濃度下降目標為25%，目前空氣質量最好的瓊、藏、滇三省區也需要持續改善空氣質量。
2014年1月1日起，全國實時發布空氣質量信息的城市已由2013年的74個增至190個，其中16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還將發布空氣質量月報，并參與空氣質量排名，公眾可上網或用手機客戶端查詢實時空氣質量數據。環保部監測司司長羅毅稱，目前可實現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的無縫隙監督，各監測點的數據會進行自動化處理，生成報告和網絡信息后快速發布，可有效減少對監測數據的人為干擾。
2014年，從國家到地方，密集的政策與行動，表達了中國治霾的決心，也標志著“重典治霾元年”的正式開啟。
中國未能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事實上，在霧霾為害之前，有的城市對大氣污染的防治已持續多年，但收效不盡如人意。這也與歐美國家最初應對霧霾時的情況差不多。
“北京從1998年開始到現在，共采取了16個階段的大氣污染防治措施。但北京的大氣污染依然嚴重，原因很多，包括這幾年機動車發展太快、揚塵控制得不是很好，能源結構調整五環內做到了，但五環外還沒有做好。”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各地治理大氣污染，關鍵要看自己的PM2.5具體是什么成分，要在科學的分析之后拿出有針對性的治理手段。
“近40年來，中國未能擺脫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揭示的環境與發展演變的規律，未能避免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西方國家的覆轍。”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環境受了三次大的沖擊：第一次是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開始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重化工業急劇擴張。三次沖擊波一次比一次迅猛，并相互疊加，終于使中國環境污染走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程度。
霧霾侵襲日益嚴重，也使得中國迅速意識到，應盡早借鑒歐美國家幾十年前重典治霾的經驗，推進自上而下的全民治霾進程。“環保的代價不僅是企業、政府的，更多是每一個人的。我們必須為環境保護付出代價。把油的質量做得更好，我們多付一點錢是值得的；為使用清潔的燃氣發電，多付幾分錢的代價是應該承受的。”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提醒道。
中國治霾應該分幾步走？多少年后可以還城市一片藍天？從歐美國家數十年的經驗來看，治霾的難點在于長期保持、及時調整、對癥下藥。對此，英國、德國、美國在治理霧霾的路上也摸索了很多年。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該曲線是通過人均收入與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演變模擬，說明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的增長而加劇；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到達某個臨界點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