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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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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兩會在1月密集召開。此次地方兩會重點在于2014年經濟目標的制定，以及“改革元年”重大改革事項的落實推進。觀察歷次地方兩會，發現各地常出“軍令狀”。一份“軍令狀”，就是一份政治承諾，一份政治責任和政治擔當。
“軍令狀”聚焦治霾
今年各地已立下的“軍令狀”，集中于治理大氣污染、化解產能過剩等領域。例如，北京市長王安順簽下了“如果空氣污染（控制目標）到2017年實現不了，‘提頭來見’”的“生死狀”，河北省長張慶偉立下了“鋼鐵、水泥、玻璃，新增一噸產能，黨政同責，就地免職”的“軍令狀”。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科學發展不足，生態欠賬太多。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與每一個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關。而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本質上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需要觸動靈魂。普遍認為，“再難也得干，越拖越被動”。有分析認為，治理大氣污染，解決霧霾問題，必須簽“生死狀”“軍令狀”。只有這樣，才能減輕地方官員“帽子”和“錢袋子”的阻力，才能倒逼出地方政府的擔當責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立了軍令狀就要看結果”。
不同年份側重不同
追溯以往，尤其近些年，不同年份的地方兩會，簽訂“軍令狀”的主題不同。例如，2009年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各地紛紛立下當年經濟工作的“軍令狀”——經濟增速跑贏8%，即“保八”。而與此相關的一個大背景是，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動力減弱，經濟穩定和就業保障壓力加大，潛在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此時，地方政府立下“保八”“軍令狀”，無疑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注入一劑“強心劑”。到了2011年，國內的經濟發展態勢發生了變化，最醒目的一個特征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居者有其屋”的夢想愈發不易。針對這一發展態勢，中央政府果斷決策，加大保障房的投入供應。在當年地方兩會上，各地紛紛立下“軍令狀”，簽訂住房保障工作目標責任書，將保障房任務完成情況納入地方政府考核。
決策層發展觀升級
比較近些年地方兩會“軍令狀”的變化，發現主題逐漸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生態領域”轉變。一定程度上，一部“軍令狀”的變遷史，也是一部中國的治理升級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重視經濟的發展。近年，中國面臨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矛盾集中、生態破壞等現代化轉型難題。從“保八”到“保障房”再到“治理霧霾”等“軍令狀”的變化，背后折射出中國治理觀的升級，即從“經濟治理”到“社會治理”，再到“生態治理”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