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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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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部長的這一似要推行“新政”的強硬表態在網上引發軒然大波。網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決不允許城里人到農村買地建房”的提法。
至今尚有相當多的官員不知道他們的所言所行必須于法有據，更不知道表述政策應該使用明確的法律概念。比如在這里，身為國土部的官員，至少要厘清“城里人”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的，所涉及的“農村”包括不包括“城中村”與“城鄉接合部”，城市轄區內“農民市民”居住的區域又該怎么說，從鄉下轉了戶口又想回鄉的大學畢業生算是什么人，城里的房地產商和審批土地的官員，是不是“城里人”。
其實“城里人”這樣的說法并無法律意義，官員欲行新政，需先通過立法對“城里人”概念做出司法解釋，缺乏這一點，就讓國土部出臺的“新政”呈現出于法無據的特點。這樣的“新政”要強硬推出，只好找一個政治正確且具有一定權威地位的理由作為依據，于是就拿“逆城鎮化”當帽子嚇唬人。
我們且將農民進城生活、買房算“順城鎮化”，市民下鄉經營、建房算“逆城鎮化”，但此一順一逆，都包含正面和負面兩種動因與效果?！绊槼擎偦辈灰姷枚际沁M步，“逆城鎮化”未必全然落后。農民背井離鄉進城謀生，只因他們的希望不在田野上；城區市民下鄉經營、居住，是因為他們發現了希望的田野。官員，尤其是較高級別的官員，應該洞察這一點。
城市里房價高得離譜，市民付出多方面的代價去鄉下居住，事實上可以起到減少無房戶和房奴，減輕城市負擔的作用。假如市民放棄政府保障房福利自謀出路，以保障民生、增加國民福祉為己任的政府職能部門為什么要加以阻撓呢？
農村人可進城買房，城里人不準進村買房，這顯然沒有道理。上世紀50年代，一些文件和法令剝奪了國人居住和遷徙的自由，死死卡住了農村居民遷往城市的路徑，使中國城鄉之間的差別越拉越大，造成迄今仍難根除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如今，當國家松動對農民遷居城市的管制多年后，國土部試圖對城市居民遷往農村施以管制，這種關乎社會前途的重要表態或可能的決策，經何種程序加以合法化，將如何運作，都需要我們進一步追問。
其實，倘若在城市里買不起房的城市居民到農村買地建房，勢必出現利于民而不利于地方政府的結果。因為這會打破一些地方官員壟斷土地交易的局面，進而，地方政府會少收土地出讓金，房地產商建的房子銷路會受阻，城市里的高房價將難以為繼，城里尚未拍賣的土地再也賣不出好價錢，政府土地財政紅利會蒸發，政府和銀行、房地產商等強勢群體會同時遭遇利益鏈斷裂的危險……
政府低價征地，高價賣給房地產商，建房后再加高價賣給城市居民，這一聯營模式，因最能實現強勢群體利益最大化，而使得某些官員不顧一切地拼命捍衛它。
有些地方官員和商人為利潤而毀敗、強征良田，卻打著保護耕地、維護農民利益的旗號招搖。不是要保護農民的利益和土地嗎？其實不攫取農民對土地的支配權和自主交易權就是最好的辦法。因為農民才是最熱心保護土地的人，怎樣處置、使用自己的土地最合算、最節約，農民最明白。他們的自主權即他們的根本利益，有了這一項權利，自然能夠實現保護土地與富裕民眾的雙重目標。
官員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剝奪國民一項重要權利，這是“逆法治化”；強行制止市民與農民、城市與鄉村之間你情我愿的市場行為，這是“逆市場化”；得不到超高的壟斷利潤則誓不罷休，這是權力的“逆國民化”。一言以蔽之，國土資源部部長的上述言論，是值得商榷的。
眼下，“新型城鎮化”正在大力推行，其內容之一就是放寬農村居民前往中小城市落戶的限制，這無疑是滿足廣大農村居民向往城市美好生活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賦予農民遷徙自由權的重要改革舉措。但如果仍然禁止城市居民選擇以適當的方式前往農村地區定居，這顯然是令人費解的舉措，在傳達錯誤的信息。
(作者系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