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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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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高速城市化之路還能持續多久？這越來越成為一個真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期公布的一份報告對中國城市化的未來提出了嚴重警告。這份報告名為《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09~2010)：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以下簡稱《報告》)，其中指出我國狂飆突進的城市化腳步即將放緩，中國將在2013年左右(預計在2011~2016年之間)結束高速城市化過程，屆時我國城市化率在47.93%~53.37%之間，這個數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這與此前的一些結論迥異。5月8日舉行的“2010中國(深圳)商業房地產合作大會”上，中國城市商業網點建設管理聯合會會長荀培路表示，目前中國趕上了城市化發展的“鉆石時期”，每年將有1300萬人進城。“如果按照每人商業配套1平方米，將是1300萬平方米的增量工作。”
而2010年初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也被視為發展城鎮化的“總綱領”，將引領中小城市進入發展的“黃金期”。
相比高速城市化的即將結束，這份報告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更為嚴峻：如果依照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趨勢，城市化是高成本的(各類要素價格快速上漲)，這會損害城市的產業競爭力，也會直接導致城市化本身的停頓和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報告》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多次指出，這一模式將導致中國未來經濟“非常麻煩”。《報告》的另一位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室主任劉霞輝則認為，政府失位導致城市缺乏規劃，政府應該明確職責，降低城市化的成本。
北京月供收入比超過100%
城市化高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基礎設施的高投入和高價的房地產開發。而這其中，土地是核心要素。
這些年來，土地財政的問題早已成為眾矢之的。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不足68477億元，而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約達14239億元，占前者比重達21%。而在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讓收益甚至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
與之相應的是，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地王讓房價如“芝麻開花節節高”，成為城市人不可承受之重。
《望東方周刊》：城市化的高成本問題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凸顯的？
張平：這次報告里講的高成本，源于2005年的匯率改革。我們突然發現，匯率上升導致資本價格上漲的速度匪夷所思。你可以看到所有城市房地產市場和股市價格均跟匯率有關。
2005年之前的城市化是良性的。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居民積累了大量的儲蓄，加上經過上世紀90年代末的銀行金融體制的改革，我們有了住房信貸和城市建設信貸。因此城市剛開始賣地建房的時候，居民有錢購買。
雖然整個建設會導致土地要素價格的上升，但我們沒有看到明顯的房地產價格的暴漲，是非常溫和的上升。城市化的建設有序進行，在建設過程中拉動了經濟，地方政府有了錢，做了不少福利事業，這時候的建設是健康的。
2005年以后，我國的房地產率先起步，價格開始飆升，股市緊隨其后，一直到2007年遭到一個比較大的危機。今年前幾個月，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更大規模的上漲，基本超過了2007年的指數。
我們監測房地產市場有一個詞，叫月供收入比，是指按90平米的房子，交完首付以后，來計算每月月供與收入的比重。月供收入比是一個比較好理解的指標，基本反映剛性需求，超過40%需求就衰退了。到2010年第一季度，我們計算在北京、上海等四大國際化的城市里，月供收入比已經超過了2007年，像北京已經達到100%多，對普通收入家庭來說，要供房就甭吃甭喝了。
《望東方周刊》：《報告》中所說的高成本城市化，除了飆升的房價和行政管理成本之外，像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投入，在每個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都存在，似乎是無法避免的成本？
劉霞輝：由于操作方式不同，國內外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比如基礎設施建設是不是必須由政府一家來提供？這個需要研究。政府占用的都是社會資源，而且它追求的是投資最大化，效率很低。基礎設施政府可以干，但不應該國家壟斷來干。政府可以適當給予補貼，使成本最低化、質量最大化。
國外政府一般不直接參與，而是給予補貼，可以補貼土地，減免稅收，或者直接補貼錢都可以，這樣政府就不會占用太多的資源，而且是可以監督的。國外的運作效率也與我們不同，他們沒有長官意識，是按照城市長期的規劃，而不是長官意志來操控。
2020年進入高成本管理周期
近些年來連續出現的用工荒現象中，媒體發現不少農民工寧愿呆在家鄉而不愿外出。沿海一些工廠開始蕭條，其制造能力正在逐漸被取代。
與此同時，另一批年輕人紛紛產生逃離“北上廣”的念頭。高房價讓不少年輕人對一線城市望而卻步，紛紛選擇回到二三線城市生活。
這些現象，都反映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微妙變化。《報告》認為，中國未來承載著向非農發展和向城市化發展的兩大主題，都被高成本的城市化所壓制。
《望東方周刊》：《報告》特別提出，影響服務業發展的是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規模。我國一直提倡小城鎮化的道路，但小城鎮化在這方面并沒有優勢。
張平：中國的發展有問題，按照現在這樣做下來，城市化的成本會越來越高，不但沒有聚集，還會導致分散化。
其實這些年中國的土地城市化遠高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密度下降，人力不能集中，對工業、服務業發展都是有害的。因為越有能力承載密度的地方，像東南沿海等大城市，由于住房制度和政策反而不能聚集。
所以從長期發展策略來講，一個國家一定要提供大量福利供給房，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公租房，這些都是政府的義務。讓優秀的人才和制造業的拉動力能夠在城市聚集，讓服務業能夠發展。
《望東方周刊》：創新和服務業發展受阻會對城市化產生什么影響？
張平：一個國家在進行城市化建設時要考慮到城市是負有很多成本因素的。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土地要素價格的上升，以及隨之而來的整個基礎設施的成本提高。這使城市化形成兩個階段：城市化建設的景氣周期階段和城市化的高成本管理周期階段。
中國現在處于建設的景氣周期，這個周期一旦結束，沒什么地可賣了，人口流動也差不多了，經濟會非常麻煩。
城市現在靠高成本獲得的利益，到時候就會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高成本因素。大量的基礎設施每年都需要維護費，這些必須由內生性的產業發展才能支撐，肯定跟創新和服務業有關。如果你沒能孕育出這些產業，最后肯定有問題。
政府應該從硬件建設中撤出來
《望東方周刊》：中國什么時候步入高成本的管理周期？
張平：實際上這個危機也就在未來十幾年。2013年到2017年我國高速城市化雖然見頂，但還在享受建設周期的最輝煌時期。
2017年后還有慣性，但到2020年前后，我們這代人全部退休，人口陡降，人口紅利消失，城市就會進入高成本管理周期。
如果那時候沒有合理的城市化規模，沒有創新導致的勞動力生產提高，沒有服務業的發展，城市會凋零—— 城里的房子要收不動產稅，又沒有工作給我，那這個房子我肯定不要了。我認為到2017年以后，我們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再保八了。
《望東方周刊》：《報告》提出的解決辦法似乎還是要讓政府認清楚自己在城市化過程中的角色。
劉霞輝：政府必須把自己的能力和范圍界定清楚，城市是社會發展而不是政府發展的，是社會需要不是政府需要的。政府應該從硬件建設中撤出來。
我國城市的領導大都沒有大城市建設的概念，不知道城市該怎么運作。很多人以為服務就是賣菜，實際上很多內容都沒有發展起來。比如我去深圳，這么大一個城市，想找個書店都很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