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日前在“企業家世紀論壇“上演講時指出,市場經濟有兩個重要的特點:第一就是它是公平交易的經濟。第二市場主體具有持續不斷擴張事業的動力。然而“對照這兩點,我們搞了20年的市場經濟,卻仍有很大差距。”
以下為趙曉精彩觀點:
大概在2001年以前,我著重研究的領域是宏觀經濟、國企改革、產業政策等。這些都是我的老本行。但是從2001年以來,我個人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我稱之為市場倫理和財富倫理。可以說目前關注這方面的國內經濟學家還特別少。事實上,幾年前,學界基本上不關注這些問題,至于企業家們在決策時也沒有足夠的重視這些問題。時至今天,學界和社會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仍然較少。所以,我愿意與大家分享對這些方面的認識,也分享我對《敬業》這本書的認識。
首先我們講一下什么是市場經濟?中國已經有了20多年的市場經濟轉軌經歷了,請問在座的各位任何一位,估計多少都會講出一些關于市場經濟的認識。但是我想說,我們今天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仍然是非常不夠的。其中之一是對市場倫理缺乏認識。
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承認人們的物質利益追求的合法性開始的,這使得許多人將市場經濟等同于“下海”和“掙錢”。《敬業》這本書的封面上,提到了馬克斯·韋伯和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如果熟悉韋伯的思想,我們會知道,“掙錢”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現象,但是“掙錢”不是市場經濟,如果說市場經濟就是掙錢,那么市場經濟從古到今就有了。可是,事實并不是這樣的。
其次不是說有交易就是市場經濟,許多人認為市場經濟等同于交易經濟,但他們的認識是錯誤的。中學課本中有一篇《賣炭翁》。“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兩鬢蒼蒼十指黑,心憂炭賤愿天寒”。賣炭翁到了集市上,碰到了宮廷使者,“一丈紅菱二尺娟,掛在牛頭充炭值”,一車炭的交易行為似乎發生,但沒有人會把這種交易看做是市場經濟,因為它少了兩個字,那就是“公平”。可見“掙錢”和一般性的交易經濟都還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
究竟什么叫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兩個重要的特點:第一就是它是公平交易的經濟。第二市場主體具有持續不斷擴張事業的動力。對照這兩點,我們搞了20年的市場經濟,卻仍有很大差距。
第一點,公平交易。顯然,“公平”二字在中國目前仍是非常缺乏的。譬如,在座各位之于中國電訊、中國移動的交易就未必公平。股市中的交易也不公平,人稱“股市黑幕”、“基金黑幕”。土地交易更不公平,業界流傳一句話叫“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此外,國有企業的出讓、國資的轉讓以及國有銀行的融資也不公平,所以才引發了這個國家市場化、私有化合理性的爭議。
第二點,市場主體有持續不斷的擴大事業的動力。這一點,大家可能會以為不言而喻。市場經濟中誰不想掙錢,錢沒有掙夠的時候,所以應該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告訴你,其實這很困難的。一個人做一件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都想做事,這在經濟學上叫“邊際效率遞減”。很多人下海,一開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滿足吃喝拉撒。到一定時候,吃喝拉撒能夠不成問題,甚至面子上的錢也足夠了,動力也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我有很多同學與朋友,他們作股票掙了幾個億之后,吃喝拉撒夠了,在社會上很有風頭,就退出江湖,拿了錢到國外去,拿綠卡做財主不再拼命了。中國如今的資本外逃高達500多億美元,這里面有以外商直接投資的身份再回流了,但也有“自廢武功”的。
溫州最大的老板南存輝,他作了好多年、事業做到一定程度后,一度也動力缺失。幸運的是,他碰到了一個黨委書記。私營企業家請黨委書記是少見的,這個黨委書記向他提出了做生意的新的目標,也就是說不是為吃喝拉撒,而是以產業報國。于是他就有了新的目標和新的動力。這個動力當然要大得多。但是,如果有人說,報國的方式很多,你去當政協主席吧,可能情況就會發生變化。
現在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其最大動力無非是愛國主義。比如長虹、華為,國企私企最后都定在以產業報國為已任這一點上。這里面仍然有很多問題,等他們走向國際時可能就會發現,今天因為時間關系我不多談了。
總體來講,我們擴張事業的動力是遠遠不夠的,這與我們搞市場經濟背后的動力有關。表面上,我們跟美國人一樣,他們在做生意,我們也在做生意,他們在搞市場,我們也在搞市場,但仔細深究的話,這后面的動力是完全不一樣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我想說的是,中國人搞市場經濟的主要動力是貪欲,而西方人是禁欲。中國人做生意、做企業,背后的動力是掙更多的錢,或者是為了榮耀自己,取得更大的名位、比別人強,這些基本上都可以歸結為貪欲。但在這本《敬業》書里面,我們看到清教徒或者說美國的資本主義他們做生意的動力卻是禁欲。為什么是禁欲?因為他們認為職業是上帝的安排,是為榮耀上帝而做,做好職業是第一位的。至于賺取的財富,那是上帝的恩賜,是第二位的。既然工作是為了榮耀上帝而做,那么很簡單,你就得把這項工作盡心盡意盡力地做好。為此,第一,你肯定不能吃喝嫖賭。第二,你也不能坑蒙拐騙。第三,你不能胡作非為。第四,你不能浪費時間。第五,你還要講求效率。這樣,清教徒就要把個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點,盡可能清除,好能夠全心全意去做他的工作去榮耀上帝。所以,我說我們做事的動力是貪欲,而當年清教徒做事的動力是禁欲,兩個動力千差萬別,產生的結果也就千差萬別。
如果僅僅是為了榮耀自己,為了出人頭地,那么很顯然,如果商業能夠出人頭地,那么我們就去做商業,有朝一日發現作官更能出人頭地,那么我們就去作官。所以中國古代商人有錢后第一件事就是買地,第二件事就是捐官,然后就退出江湖,洗手不干。中國人長久以來,并沒有永恒地擴張自己商業的動力,這一點直至今天也沒有根本性改變。一個最新的熱潮是民營企業家從政、當政協委員和副主席。商場的競爭正在演變成政治市場的競爭,其后果難以想象。
剛才說的市場經濟的兩個特點,一是要公平的交易,第二要有持續不斷的擴張自己事業的動力,在我們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里并不完全具有,所以,中國雖然是文明古國,歷史悠久,經濟也曾一度繁榮,但是我們沒有產生市場經濟。這一事實也證明,市場經濟或者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關鍵因素并不是生產力。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錯誤的。
那么市場經濟最初在哪里出現?《敬業》這本書里就講到,市場經濟最初是在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出現的。為什么在清教徒出現的地方會出現市場經濟,而不是我們以前以為生產力發達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一點其實也很簡單,原因是新教徒對生命的認識跟我們是不同的。我們認為生命受之父母,或者生命是虛無的、講不清楚的,但是他們確信,他們的生命是上帝創造的,上帝也給他們安排了一切,包括他們的婚姻和職業。如果你是一個清教徒,你必定相信,上帝會給你安排一個職業,或者你可以通過禱告求上帝給你安排這樣一個可以榮耀上帝的職業。這個職業就有了神圣的意義,叫做“calling”。這本書《敬業》里面著重提了這個詞,calling是什么意思,是召喚,是誰的召喚,是神的召喚,中文翻譯為“天職”。不過,天職的“天”不是“sky”也不是“heaven”,是“God”,是上帝,所以嚴格講,中文將calling翻譯為天職并不很正確,因為實際上是“神召”,而不是“天職”。天在中國人的理解中是沒有人格的,至于天老爺純每個人海闊天空的想象,但上帝在信徒的眼里卻是有位格,真實的,是可以尋求并且尋見的。中國人講“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就奇怪,中國人不信天,何來天職一說?
只有這樣一位真實的上帝,才然賦予子民神圣的職業。而對于上帝安排的職業,人要做好,以榮耀上帝。但他必定不可以采取任何坑蒙拐騙的方式,因為這既與《圣經》的教導不符,也與榮耀神的目的相悖,所以市場經濟的第一點要求“公平交易”就內在地產生于清教(博客,微博)徒之中。第二點,既然是上帝安排的任務,就應終生去做,全力去做,理性最大化地去做。這一點與中國人的區別很大。我們今天講職業精神、職業經理人,但職業精神很缺乏,我們這里是下級可以不對上級負責,上級可以不對股東負責,而股東也不對打工仔負責,全社會普遍地缺乏職業精神,大家為了錢而頻繁地跳槽,頻繁地背叛。而在西方,如德國這些地方是很難想象會出現類似中國的情況的。比如一個螺絲工,他的目的并不是錢,而是要作全世界最好的螺絲工,如果他做到這一點,他就認為把上帝呼召他要作的職業做到家了,他就榮耀了上帝。在德國,跳槽是很少見的,更不可能想象一個職業經理人竟然帶著手下十幾人集體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但在中國,大家都是向錢看,“一切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有利就干,無利不干,大利大干,利小小干!”,可以說市場經濟改革到現在,只有這一個動力是主要的,人的物欲和貪欲主宰了全社會。
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想象,有利他才做,利少、無利就不做,因此要是通過搞破壞他可得到利益,他就會搞破壞的。但是在新教倫理興起的地方,在這本《敬業》一書所講的歷史背景的地方,在存在著這種敬業價值觀的地方,人們并不是這樣做的。人們并不是為物欲而工作,而是在為自己的信仰而工作。
我去年寫了篇文章,題目是《上帝安排的任務》,這篇文章里提出為什么德國人能造出全世界最好的產品,德國貨就是精良產品的代名詞,為什么寶馬、奔馳只能出現在德國?答案是,好的產品出自于好的人心。德國人工作時并不只是為金錢而工作,他用宗教的虔誠和認真態度來工作。
反過來,我歸結出一個結論:就是敗壞的人心不可能做出良好的東西。沒有人敢說中國的產品是世界一流的,中國人也不將生產一流產品作為我們的目標,只要有利潤就行了。我們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但其實中國只是個世界車間。現在是跨國公司進入到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時,很可能上演的是一出沒有中國人做主角的中國。以中國目前精神狀態,職業觀念,敗壞的人心不可能做出質量最優的產品。
再來看市場倫理對市場缺陷的補足和修復。市場經濟帶來最大的好處是叫人不偷懶,這是因為競爭的原因。但市場經濟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不害人。大概是2000年以前,我曾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覺得市場簡直就是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市場經濟會逐漸使大家都變好,追逐私利的結果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優。但是我現在不這么想,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大量的委托代理關系,而只要存在著委托代理必然造成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責任不對等,這樣就會出現坑蒙拐騙,如何防止行騙,如果完全沒有人心的自律,就要靠一系列的制度,董事長、監事會,再加上法律的監督,最后的結果必然是成本無窮高,高到運行不下去。這個問題經濟學家解決不了,任何機制設計也解決不了,是靠市場倫理在背后解決的。
為什么中國有很多家族企業卻很難做大企業。不僅中國大陸如此,海外華人圈子中也是一樣。弗蘭西斯·福山在《信任》一書中,講到,因為中國的文化缺少信任資源,對外人極其不信任,所以做家族企業能做得很好,但做公司就不行了。為什么中國人不信任他人呢,因為在缺乏良好的市場倫理和職業精神的情況下,人是不值得信任的。
第二個問題是市場經濟中有大量的一次性博奕。經濟學講,如果是重復博奕,就會比較遵守協議,重復博奕主要是利益考慮,使得交易雙方來遵守協議。但是市場經濟中很多是一次性博奕。比如我這次講座,就是這樣,我講完拍拍屁股就走了,如果缺乏認真態度的話,我就可以胡說八道,不負責任。這種一次性博奕,我們不能用利益來維持。
以上問題,如果我們相信市場經濟能把這一切解決好,那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市場經濟是脆弱的,它本身必須建立在起碼的道德、倫理的基礎上,建立在信任精神的基礎上。從這一點來講,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中國現在所有的進步還都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礎上,因為中國人道德和信念等重要精神資源沒有質的改變。
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時的中國人陷于狂熱的個人崇拜,后來發現上當了,于是不再崇拜領袖,轉而崇拜現實的東西,物質、金錢什么的。但在精神實質上很難說有什么根本性的進步,這樣一個狀態也不太可能保障中國的財富長治久安。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并不缺乏經濟繁榮,漢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開元盛世、貞觀之治,甚至到了清朝還有康乾盛世,但中國的問題是財富沒有保障,修阿房宮幾十年,后來一把火燒掉了。中國開放20多年來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如果沒有市場倫理的跟進,社會仍將充滿不確定性,我們永遠不知道財富的所有權明天是否有保障,也不知道財富會被不公正再分配。
許多人相信“倉稟實而知禮節”,以為只要有了飯吃,有了錢花,中國人自然會變成文明人,但情況可能根本不是這樣。
最近云南大學馬加爵的事件就暴露出至少三個問題。第一,它暴露出中國目前的教育系統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只重視知識和能力的教育,卻忽視了人的心靈的教育。一個有知識有能力但心靈荒蕪乃至有疾病的人不是合格的產品。第二,它暴露出中國我們的改革開放有致命缺陷:只注重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卻忽視了人們的精神、信仰等心靈需求。第三,它暴露出中國人雖然收入高了,但未必更幸福,今天的中國人心中普遍缺少愛和溫暖,也缺乏對他人的愛和溫暖的給予。馬加爵案不過是個特例,但缺乏愛的中國人卻比比皆是,內心很是荒蕪。馬加爵殺人,是因為心靈死了,很多人沒有殺人,心靈也死了。而馬加爵案本質上并不是一個肉體死亡案件,而是心靈死亡案件。
我們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把人引向了貪欲,引向了物質,我們的市場倫理和財富倫理以及更深層次的精神卻被忽視了。
我們現在提“以人為本”,好象很先進了。我這里提出一點商榷。“以人為本”好不好?我相信,在我們目前聽到的所有口號中,在執政黨提出的口號中,這是最先進的一個口號。但是,你們有沒有聽過美國杰弗遜總統說過的話:“美國從來都不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國家,而是以神為本的國家”。“以神為本”可能比“以人為本”先進?為什么?因為人性中不僅有良善的一面,更有邪惡的一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我們的改革取向不能總是滿足人的貪欲,我們還應該轉向另外一個取向,那就是適度節制人們的貪欲和需求。
尼采說“上帝死了”,否定上帝而靠人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以人為本的結果是兩次世界大戰。所以以人為本在西方受批評,我在美國基本上沒聽到過人們說我們要“以人為本”。東西方的差距就是這么大。東西方的職業態度的差異就是從這個差距的深淵中出來的。
《敬業》這本書是一本好書。我們通過這本書,可以對西方市場經濟有了更高的認識。如果說以前我們只認識到市場就是交易,市場就是金錢,市場就是物質利益,市場就是一種利益的激勵,那么我們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市場經濟不同層面的東西。
不過,我擔心,把這本書介紹到中國來,存在一個巨大的隔膜,很大的文化鴻溝,因為我們沒有信仰。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倫理基礎上,而這一套倫理價值觀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的,譬如說,為什么人要敬業,是因為他敬重上帝,為什么他不隨便跳槽,是因為他做事情不是做他選的事情,而是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務,這些對于無神論者來說,實在難以理解。
我相信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簡單地引入交易,簡單地迎合人的一切需要。我們做企業也不僅是為金錢,為金錢而做企業必然會在金錢中喪失。如果沒有偉大的文化做支撐,你是永遠做不成偉大的企業的。
除了《敬業》這本書,我奉勸大家有機會再讀一下《杰克·韋爾奇自傳》。韋爾奇是世界第一CEO,通用電氣是有史一來最偉大的企業。韋爾奇這樣偉大,你看他的自傳,你會發現與他的信仰和倫理密切相關。韋爾奇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六歲時就被稱為“圣壇男童”。我們中國企業家如果只能學會他的管理之術,卻與其背后的信念倫理與悖相離,那我想永遠也學不會他的管理之道。這中間隔著什么呢?就是我們對他的文明倫理、價值觀和信仰非常缺乏認識。
《敬業》這本書還有一個大好處就在于使我們對資本家有了新的認識。以前,我們對于資本家的認識來自馬克思,資本家是那種唯利是圖,渾身銅臭的人,而這本書告訴我們資本家不是這樣的。當年的富蘭克林等人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書中告訴我們,他們是具有新教精神,具有這本書上所講的職業精神的開拓、進取、理性地擴大事業的人。看來,資本主義精神根本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講的唯利是圖的精神。如果是這種精神,資本主義真的早就崩潰了。
《敬業》這本書封面上印著經濟學家茅于軾教授的推薦。茅老師是經濟學界我所尊敬的一位,而且是大家都在關心金錢的時候獨自一個人關注道德的經濟學者,但我現在覺得茅老師的認識還是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茅老師認識到了道德的重要,但是他沒有看到,西方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宗教信仰背景上的。如果不談信仰,不了解西方的信仰內容,我們永遠不了解西方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換句話來說,我們永遠不了解西方文明是怎么回事,他們的市場經濟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想說一句,我們今天發展市場經濟20多年了,但經濟轉型對于我們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等待中華民族的將是文明的轉型。現在是經濟改革遙遙在前,政治、法律變革遠遠滯后,至于信仰、文化和人們精神的變革在今天基本上還沒有談到。但是我們今天的變革一定不僅僅是一場經濟變革,而會是文明的轉型。就這方面來說,我相信《敬業》這本書將會對我們的理解經濟轉型與文明轉型,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