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巴洛克對于權力的迷信和崇拜的狂熱，甚至超過了中世紀的意識形態控制。它不但要頑強地存續下去，更要向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延伸。不但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創造出了拿破侖，在商業和金融領域也同樣創造了巨頭。不過，巴洛克早期實施者曾經擁有的那種審美情趣，由于僵化而日益消失殆盡了。通過民主這個活動方式，巴洛克的專制主義加緊了對社會的控制：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強迫全國男子服兵役這件事情。過去封建時代也有服兵役，但是那是一年僅僅服兵役幾個月，從法蘭西革命開始，服兵役的期限延長到了若干年。自從金字塔建造者的時代結束，當今還沒有一個專制君主敢于把這種普遍化的強制做法強加給民眾，因為那樣做簡直是很難行得通了。
軍隊、政府，以及資本主義企業，相繼承襲了巴洛克制度中特有的精神和形式。特別是政府規劃設計中，巴洛克的形式一直占有主導地位。雖然19世紀歐洲的市政廳常常按照中世紀的形式建造，但從維也納到曼徹斯特，議會大廈和政府辦公大樓，都是按照巴洛克風格建造，沉悶單調而又飛揚跋扈(唯一例外可能是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大廈)。就連向日耳曼精神的野蠻神靈倒退的納粹主義的瘋狂代表，也把它當作滅絕人性的權利幻想注塑到一個典型的極其空洞的形式中去。
在巴黎、馬德里、圣彼得堡、維也納和柏林，巴洛克的建筑和規劃風格，不但能延綿不盡，而且有大規模應用的機會。18世紀以后，皇室居住城市是不再建了，但是，重要的首都城市在發展和擴大過程中仍然遵循著巴洛克總的方向路線，完全不考慮人們保存并且虔誠向往的國家紀念性建筑物和神圣場所蘊藏著的珍貴歷史價值。19世紀的巴黎城市努力保護了一些巴洛克城市規劃的最偉大的成就：這個實例也證明了，人類城市文化的歷史性內涵能夠創造出一種經久不衰的模式，這種模式不能簡單地就其時間框架來歸類于某一歷史時期，其原因前面已經講過。
在巴黎，拿破侖一世和拿破侖三世兩位歷史性領袖，都運用過巴洛克手法。他們為了改善巴黎，各自擴大并實施了巴黎規劃，這一點他們的前任領袖們是望塵莫及的。這些統治者充分運用他們掌握的實權，這種風格本身就保持了許多巴洛克的活力。1665年科爾貝爾((Colbert)的巴黎規劃，強調控制建設和擴大，而這些比他們前任君主更加保皇主義的新統治者卻極其贊成發展和擴大。他們的主張很迎合銀行家和投機家的心愿，因為這些人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擴大，能夠從房地產事業中獲利不少。
一直到20世紀，城市規劃主要都是在搞巴洛克規劃，至少在大都市中是這樣的，從東京和新德里到舊金山都是如此。這些規劃中最宏偉的要算伯納姆(Burnham)和貝內特(Bennett)制訂的芝加哥規劃，在這個城市中有許多公園、林蔭道和對角線大街，濱河地帶沒有工廠和鐵路。但在芝加哥規劃中，像別的巴洛克城市規劃一樣，你一定會看到典型的巴洛克規劃缺點：不重視一個鄰里單元的整體性，不關心家庭住房，也不太懂得把商業和工業作為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來安排好。同樣，舊金山中心的設計，像克利夫蘭和斯普林菲爾德的市中心一樣，對市中心周圍的街頭景色沒有去管理——當然也就公然否定了對它的需求。
巴洛克規劃中有些最好的和最壞的典型例子不是在當時就能看出來的，這要在時過境遷，等到不再適合于建造它們的時代之后才能顯示出來。如果沒有君主的權力和巨大的基本建設資金，以及對周圍地區的嚴格控制，巴洛克規劃無法應付日益膨脹的城市及其混亂競爭的各種企業。因為在巴洛克的城市設計中，實際上，有不完整，不一定就聊勝于無；存在，可能比不存在更差：規劃中未能完成的，以及規劃未能積極影響的部分，本身就說明了巴洛克規劃的弱點。
除了巴洛克的形式與現代化城市的目的和功能不協調外，還有一個弱點從未被后來的巴洛克規劃的擁護者所理解。這類規劃的宏偉的外貌是建立在對城市實際需要的無知或輕視上的，它甚至無視交通上的需要。正因為這樣，巴洛克規劃最引人注目的貢獻，即那筆直的、長長的、寬廣的大街，雖然能夠迅速溝通遠處的交通，但其寬廣程度卻為大街兩面的通行設置了一重障礙了；直到近來有了交通信號燈，人們要穿過這樣寬的馬路，即使馬路中間設置了行人安全島，仍然很危險。
就買東西而言，17世紀后，逛街購物已經是一項重要的娛樂和消遣，這些活動多見于一些狹窄的車輛交通不太多的街道，如倫敦的新的和老的邦德街，阿姆斯特丹的卡爾夫大街，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佛羅里達大街等，都是最為繁華熱鬧的大街。假如街道成了障礙，那我們對如此寬闊的戴高樂廣場又該怎樣評價呢?在這個廣場徒步環行一圈，不亞于一次上山朝圣。為了這樣的奢華生活方式，還需每天做出如此大量的犧牲，實在得不償失。
巴洛克城市規劃如此長期而且積極廣泛地控制了規劃師們的思維方法，那么，到底錯在哪里?該誰來負責?為什么許許多多看起來很現代化的規劃方案，實際上卻充滿了巴洛克精神思想：一樣的鋪張浪費，一樣的藐視人類需要，一樣的空洞乏味，雖然寬廣的大街變成了高速路，雖然大環島變成了苜蓿葉狀的立交橋……為什么如此巴洛克式的城市規劃思維和實踐，依然無盡無休?這一切現象的后面，是對于那個支配社會的不合格權力(unqualified power)存在著各種想當然的誤解和迷信。巴洛克醫生開藥方的時候，很有些類似過去老式醫生的權威架勢，他們無論對什么樣的病人，什么樣的癥狀和病因，都一揮而就毫無例外地開出劇烈的瀉藥。這樣的藥品無疑會有效，有些甚至還很快就有明顯療效，甚至能要命。
假如你把整齊精美的巴洛克幾何形規劃方案，與羅蘭·尼古拉斯(Rowland Nicholas)為重建曼徹斯特時候提出的一片片逐一改造更新施工方案(piecemeal)相比較，你就會發現，巴洛克規劃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取得的外表上的美觀，實在是非常華而不實的。假如當時有足夠的知識背景，又有充足的想象力，曼徹斯特的城市規劃師們是有可能實施一種完滿得多的城市規劃方案，并且其結果會好于尼古拉斯的單一施工方案。尼古拉斯是采用強制辦法，把其他地方急需的財力、物力資源強征到某一個地區，先把該地區拆個精光，然后貫穿一條新型大街以及相毗連的大型建筑物，整個城市照此辦法逐一逐塊大規模重建。不難看出，巴洛克這種做法中有種炫耀式的果敢，這就使之鋒芒畢現；其鋒芒所向，一切本該仔細斟酌的生物學資源、社會資源、經濟資源，統統都難逃厄運。
然而，在丹尼爾·伯納姆著名論斷中，仍然包含著一個十分深刻的人文主義見解，他說：“不要搞小型規劃，因為小型規劃不足以激動人心。”常常有這樣的情形，你采用一片片逐步解決問題的辦法，往往會遭遇難以克服的困難，而巴洛克唯美主義的大刀闊斧，無情凌駕于一切歷史遺跡之上的做法，卻能解決問題。有位中世紀文化研究專家，W·R·萊舍彼（W·R·Lethaby）就十分支持現實生活中盡量使用實用的本土語言，不要裝腔作勢搔首弄姿，沒有人會因此譴責他對于巴洛克文化的偏愛，而且情況剛好相反。然而，當你面對倫敦城市中心雜亂無章、四面擴張的狀況，道路狹窄又亂成一團，缺乏明智的選擇和秩序，用他的話來說，就仿佛倫敦霧一樣飄蕩無形，為此他提出了黃金弓形規劃方案(The Golden Bow)。彎曲的泰晤士河構成微微彎曲的弓背，弓形兩端，一端是圣保羅教堂，另一端是威斯敏斯特教堂。搭在弓上的箭是一條新開辟的大道，該大道飛跨滑鐵盧大橋，直插倫敦心臟，指向不列顛博物館。
這是個大膽解決辦法，其妙處正如納什(John Nash)打算建造攝政大街一舉切開混亂的城市地區。黃金弓形規劃并不模仿奧斯曼的巴黎規劃方案，并不打算建造對稱的寬闊道路網，也不準備建造對角線交通大道。的確，萊舍彼詳細敘述過，這支劍會開發出泰晤士河上的景色，這條大道應該是一條風景優美的人行大道，不準許車輛通行。但是，它采用這個方法創造性地從城市的最混亂地區切割開來，幾乎像外科手術一樣從潰爛化膿的傷口上隔開已經壞死的組織。這當然不是巴洛克典型的手法，而是文藝復興時期規劃師們的做法，只是在更大范圍內，更長的距離上，使用更大的力量去運用這種手法。對于這些，17世紀的設計師們早已習慣了。但是，若把巴洛克的裝備方法運用于整個現代化大城市，會有什么結果呢？我們可以從華盛頓的規劃方案中尋找答案，這個城市的規劃就是巴洛克方法運用于整座城市的典型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