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溫鐵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三農”問題的實質內涵是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農村的城鎮化不應是“去農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不再沿用工業文明社會的發展道路,下一步應加大對農村基建投入,高度重視農業生態安全,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實現鄉土社會的生態文明復興。
農業生態安全成重點
中國證券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城鎮化工作會議已經召開,你認為“三農”的內涵要重新界定么?
溫鐵軍:“三農”的實質內涵是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目前官方也在朝這個方向轉變。2003年中央文件正式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農民能夠平等分享現代化收益,十年間“三農”投入大幅增加,十年期間達到約八萬億左右,財政對“三農”的社會開支也做到了歷史最大規模,農民的權益保護、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都多多少少得到了體現。
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就是農業的生態安全治理。如今在中國,農業已經演變為立體交叉污染最為嚴重的產業。下一步必須將農業發展轉到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的方向上來。生態農業是最可能盈利的新興產業。
至于政策上如何落實,首先,轉變以往的補貼方式。政府應該將財政政策的重點,從用于治理污染改變為支持零排放的有機小農,或者支持綜合性農業合作社的循環農業,改為對從事有機種植技術和實驗的研究進行補貼,對采用有機種植的農戶進行補貼,以形成恢復農業有機生產的外部激勵機制。并對高污染的行業課以高懲罰,建立起清潔生產且符合生態發展的產業體系。其次,借鑒國際生態農業運動經驗。如以社區支持農業,恢復農業有機生產和生態功能。
鄉土生態文明待復興
中國證券報:城鎮化工作會議后,農村發展的道路將發生什么變化?
溫鐵軍:千萬不要用保守的老計劃經濟的思路來改造現在的農村,以為城市是先進,農村是落后。城鎮化不是“去農村化”,而是“去城市化”。下一步,城鎮化要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以使農村在原有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實現城鄉一體化。
現在很多人還是延續老的計劃思路。這次城鎮化會議中,有人提出的最為保守的思路就是將產業集群疊加在城市帶上,把打工者變為市民,加劇原有產能過剩、高污染、高破壞。這就是所謂“城市化”。我們不能沿著錯誤的道路繼續跑下去。下一步根本要改善的是城市治理結構,讓它來適應農村的發展,降低城市的治理成本,改變其嚴重破壞生態的發展方式。
農村也要改,但是并不是讓城市化掉農村。中國有多少萬個幾千人口的大村,這些大村在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是作為城鎮存在的,只不過我們不承認其為城市。這些村莊沒有照搬現有的疊床架屋的政府架構,一個五千人的大村,吃財政補貼飯的干部只有七個,一年拿到的經費只有幾十萬,而這種村內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都是多元化的。今后,最好不要破壞原有的以“大村”為單位的傳統自治模式,真正需要的只不過是上級加強基本建設投入,多做垃圾分類、生態化發展。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城鎮化工作會議所說的“記得住鄉愁”?
溫鐵軍:這句話體現的不再是GDP、財政收入、發展效率,而是百姓要的賴以生存的生活環境。
原來只是城市小資的一縷鄉愁,為什么要記住它?是我們試圖讓這一縷鄉愁轉化成鄉土社會的生態文明復興。在人類進入短短數百年的工業社會之前,人類就是在鄉土社會中生活了數萬年。只不過這短短的幾百年,因西方的殖民化崛起而形成工業化,導致所有的城里人只肯保留那淡淡的一縷鄉愁。
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記得住鄉愁”是鄉土社會的生態文明復興,是人類在工業社會走不下去的時候,及時提出把工業文明轉變為生態文明。而生態文明的基礎不是工業,是農村,是廣大的鄉土社會。
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中國證券報: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但是三四線城市的農民既想擁有城市戶口也不想放棄土地,如何解決這一矛盾?
溫鐵軍:中國的任何變革都要保持農民作為小土地所有者。
北京郊區的農民愿意變成市民,是因為他們一賣地就能賣出幾百上千萬,可以變成中產階級市民。但三線以下的城市,農民變不成中產階級市民,賣了地就從“小資”變為失地農民,意味著在制造社會沖突。
造成小城市市民化推進阻礙的原因是沒有真正把政策優惠放到基層,而是把優惠向大城市傾斜。如何讓農民既保留土地、又從城鎮化中長久受益,只能靠提高農民談判能力,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中國證券報:為什么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具體途徑是什么?
溫鐵軍:提高農民組織化是解決農業發展、農村環保等一系列問題的關鍵。如果沒有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連基本的契約關系都沒有。千萬不要以為跟每個農民簽訂合同就是契約關系,它不可維護。到現在為止,80%以上的所謂產業化訂單關系或訂單農業、合同農業都是違約的。
農民有高度分散性,沒有組織化的提高,真正的契約型社會和信用社會就建立不起來。八萬億的“三農”投入就能解決三農問題了嗎?還存在大量的跑冒滴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