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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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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明顯加快，力度明顯加大，在解決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國共辦理戶口“農轉非”２５０５萬人，為前三年的２．２倍。
２０１２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ＮＯ.５》顯示，２０１１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６．９１億，城鎮化率達到了５１．２７％。中國大陸城鎮人口數量首次超過農村人口，表明中國已經結束了以鄉村型社會為主體的時代，開始進入到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的城市時代。
人口向城市和城鎮集中，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而且城鎮化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過程。城鎮化伴隨著工業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鎮化，就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但世界各國的城鎮化模式在遵循一般規律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時空差異。
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道路如何走，除了關注自身正在進行的探索外，放眼世界，各國城鎮化道路大約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二次大戰以前已經實現城鎮化的西方工業化國家；第二類是戰后６０—７０年代實現城鎮化的亞洲工業化國家；第三類是發展中國家。
【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城鎮化】
英國——英國的城鎮化堅持以城鄉規劃為主體的公共干預政策。英國在城市化初期，由于人口和產業活動的迅速集聚而城市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致命疾病的流行。自１９世紀中葉起，英國通過了一系列的法案，對環境衛生問題進行管理。１９０９頒布的《住宅與規劃法》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規劃法，標志著規劃成為重要的政府管理職能和引導城鎮化進程的公開政策。繼英國之后，歐洲各國相繼建立了城市規劃體系，采取了有力的行政干預來改變城市環境。各國相繼制定法律法規對城市化和城市建設進行強制性規定和規劃引導，并在城鎮化進程中經歷了制度、方法和技術的不斷演進和完善。
同時，政府的公共政策在英國城鎮化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９３６年，倫敦郡通過了“綠帶開發限制法案”，由倫敦政府購土地作為了“綠化隔離帶”引導城市建設開發，減少對鄉村環境和利益的損害。從２０世紀２０年代開始，英國北部的傳統工業城市出現經濟衰退跡象，政府的區域發展政策始終扶持北部區域的經濟發展和限制南部區域的過度發展。同時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開始，大都市區的區域陷入嚴重衰退的困境。英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城市復興計劃，并且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效，特別是濱水地區的復興計劃引起世界各國廣泛關注。
美國——美國的城鎮化曾出現過度的郊區化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生態破壞。美國的聯邦政治體制決定了城市規劃及其管理屬于地方性事務，聯邦政府調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沒有及時對以資本為導向的城鎮化發展加以有效的引導，使美國城鎮化過程過分依從市場需求和過度消耗自然資源，造成城鎮化發展自由放任，出現極度郊區化，引發經濟、社會和環境的一系列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引以為戒的深刻教訓。
從１９世紀末至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伴隨著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和對西部地區的開發，美國城鎮化全面迅速發展。美國郊區化現象在二戰后進入大規模的擴展階段，在５０年代以住宅的郊區化為主，到６０、７０年代郊區化程度越來越高，產業、辦公也開始向郊區轉移。
盡管美國的郊區化有效滿足了廣大中產階級追求理想居住環境的市場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與郊區、鄉村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不斷融合，但也為過度郊區化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１.土地資源浪費嚴重；２.經濟成本居高不下；３.生態環境破壞愈演愈烈；４.貧富差距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加劇；５.資源能源消耗量大。
越富有的人住得離城越遠，富裕的郊區環繞著相對貧窮的中心城區的城市空間形態成為美國城市的主要特征。
近年來，城市蔓延引起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長”理念獲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共識。其主要內容包括強調土地利用的緊湊模式，鼓勵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為主的開發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參與，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公平。同時政府還劃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經濟手段，抑制郊區化的發展速度。這是針對美國長期以來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向郊區無序蔓延所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的反饋，是以可持續發展為價值取向，以科學管理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亞洲工業化國家的城鎮化】
日本——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工業化國家的城鎮化道路被稱之為“東亞模式”。東亞城市化速度較快，到城市中的居民都有了體面的住宅，土地實際上進行了適當的集中。由于實施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而且中小企業得到充分發展。城鎮化之路不僅使東亞經濟健康快速增長，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而且失業率較低，人民生活較快實現了富裕，收入分配較為公平，經濟發展史上稱之為“東亞奇跡”。
日本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條件下，為了實現跨越式的經濟發展，選擇走集中型城鎮化道路。日本城鎮化進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為核心的空間集聚模式，以獲得資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實現跨越式的經濟騰飛。伴隨著城市不斷擴展和城鄉人口流動和轉移，日本及時進行町（鎮）村合并（其中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村的數量由８３５７個銳減２５０６個，減少了７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政府對于城鎮化的引導作用是比較顯著的。但政府的區域發展政策的成效有限，可是東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經濟活動的“極化”現象越來越顯著。進入２１世紀，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形勢，日本政府開始強調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區域發展政策。
韓國——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的經濟騰飛也伴隨著以首都圈為核心的空間高度集聚的城鎮化進程，政府的公共政策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９３年，韓國政府對農地占有和流轉進行了一系列的修改，鼓勵進城的農民流轉土地，以利于土地的規模經營。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政府進一步放寬對土地買賣和租賃的限制。在農業振興區內鼓勵農戶有更大規模的土地，并允許建立擁有土地上限為１００公頃的農業法人。對愿意將農地出售和出租（５年以上）給農業大戶的６５歲以上的農民，政府給以補貼。
韓國在城鎮化進程中，看到了小農經濟與農業現代化規模經營的矛盾，并且大量農村人口持續向城市轉移，逐步退出農民的生活保障，代之以現代的社會保障。同時，鼓勵農民流轉土地給種糧大戶，以實現農民進城，農地集中為特征的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初期，韓國政府曾忽視了農村發展，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后來政府將農村發展列入國家戰略，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新農村建設”，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同步推進農村現代化。這不僅是要提高農村的物質生活水平，更是一場社會教育運動，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國民精神來啟發和喚醒農民。到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韓國已經基本消除了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
韓國的“新農村建設”并不意味著農村人口不向城市流動了，而是農村道路建設和農村教育發展后，中青年更多向城市遷移。韓國進城的農民可以通過出售和出租自己的農地，包括宅基地，用其收入購買城市中的住宅。同時韓國的農民土地出租和買賣等財產性收入比較大，而且韓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較快，勞動在ＧＤＰ中的分配比重較高，使遷移到城市中的新市民，有住宅的購買能力。政府所做的工作是：增加住宅的供應，控制土地和住宅的價格，打擊土地和住宅投機，并供應保障性住房。
韓國城鎮化的主要問題是首爾和首都圈的過度集聚發展。為了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和改善區域發展的不均衡狀態，韓國政府的區域發展政策開始實施地方都市圈戰略，以形成能夠抗衡首都圈的經濟規模。
【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
拉美國家
——拉美國家是“過度城鎮化”典型代表，即城鎮化水平遠遠超出了經濟發展水平，從而引發了經濟和社會問題。在城鎮化進程中，拉美各國政府過于強調市場機制而排斥政府作用，奉行土地私有制，加劇了農村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農民破產而涌入城市。“過度城鎮化”導致大量的城市失業群體，帶來貧民窟的產生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社會不安定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進口替代”和重點發展大企業而忽視小企業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拉美國家失去了國內消費市場的健康發展，而且導致城市中就業困難，失業率很高，貧富差距較大。雖然政府借債和搞赤字搞福利，但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結果發生財政和債務及金融危機。城市化中的居住方式，相當數量是由貧民窟解決的。在２０世紀８０—９０年代，許多拉美國家陷入持續的經濟衰退和債務危機，城市問題也越來越嚴重，被稱為“失去的二十年”。
南亞國家
——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國家城鎮化的基本特征是人口爆炸，由此導致大都市及其周邊的城鎮和村落形成連綿不斷的空間集聚形態，盡管在空間上具有城市的形態特征，但在經濟、社會和制度等到方面都顯現出鄉村性。由于經濟發展速度無法支撐人口爆炸帶來的各種壓力，南亞國家的城鄉連綿區域普遍存在就業崗位不足、基礎設施落后、公共設施匾乏和生活環境惡化系列問題。
從城市化來看，印度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比中國要慢，城市化水平目前也只有３０％多一些。農村和農業中剩余勞動力數量很大，實際失業率較高。由于進口替代戰略不成功，大小企業發育和發展都緩慢，使印度國力不強，人民也不富，基尼系數較高。同時印度大量農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大約占城市人口的３０％到４０％是由貧民窟解決其居住，其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成本門檻卻很低。
稿件來源：新華網、中國人大網、光明網（文中部分內容援引自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