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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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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井底人”王秀清的新聞并沒有隨著他“重見光明”而結束。在最近一期《面對面》的采訪中，他坦言從來沒有主動申請過農村低保。在被問及為什么不去申請時，王秀清表示老是找政府給別人添不少麻煩，“我感覺我沒本事，給政府帶來很不體面。我媳婦就說：別找了，別給政府添麻煩。”
王秀清“別給政府添麻煩”的這個想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確，他只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蜷縮在社會角落里。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疑惑，更像整個中國當前的精神處境。
“維權”對大多數人來說只是一個存在于激進新聞里的詞匯。相對而言，穩妥是許多人的思維定式，求穩也是整個社會給人的整體印象。“以和為貴”的“和”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竟演變成了當代犬儒主義橫行的堂皇托詞。有些人一直在哀其不幸，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怒其不爭。
一方面，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王秀清的觀念是錯誤的。在明知道有保障可循的前提下，他從未嘗試去尋求救助，理由只是怕政府不體面，更多的是對自己生存現狀的一種認命。在生活里，他可以是一個社會上的弱者，但絕不該放棄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本該擁有的保障制度。制度是一個社會得以運行的底線，它本職就是負責救助那些生活在邊緣的人們。如果連自己都喪失了爭取權益的念頭，一次兩次可能因為媒體獵奇得到救助，長此以往，別人哪里還有這么十足的勁頭幫忙維權呢。
另一方面，“井底人”被曝光，也給城市光鮮的面子戳了個洞。這件事讓人們看到了社會底層的陰暗角落，同時更讓人們看到了城市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困境。“井底人”暴露的是整個中國貧民區的切實存在，這與農村舊城區的凋敝、鄉鎮居民涌入城市密切相關。如何處理好這些人力資源帶來的副作用，不是給一個政府添不添麻煩的事情，而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王秀清之所以有這種“別給政府添麻煩”的想法，正是人們習慣性認為，政府部門是管理者，社會上的大事小情，由政府不同部門分別料理，實在是不敢麻煩。但同時忽視甚至遺忘的是，政府更重要的一個屬性是社會服務的提供者。人們交了稅，就如同一個大家族聘用了一位管家。這位管家是靠稅收吃飯的，它提供的“管理”功能，也是種“服務”項目。決策的主動權應該在社會群眾的“主人”手里，而不是一切由“管家”說了算。
資中筠先生在她的新書《美國十講》中說，我們對任何一個國家的評價，都要衡量老百姓過得怎樣，而不僅僅是國家利益與得失，不提強弱，好的政府就是他該做什么就做什么。類似的，著有美國政治觀察隨筆集《民主的細節》的劉瑜也認為，一些西方國家在提供公共服務、基礎設計和執法力度上，有他們強悍的一面。但是，在處理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時，國家機器的“鎮壓、審查”功能，又有其“弱”的一面。他們整體的強大，是依靠公民社會的壯大。
而我們的現狀是，這位“管家”也許當家太久了，模糊了自己職位的應有之義。很多時候不見服務意識，只聞管理條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甚至還把自己與百姓對立而視，像前不久河北某鎮書記大放厥詞，稱“老百姓給臉不要臉”，層出不窮的爆出的這些官員雷人語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權力示威。“管家”忘記了評價的初衷是“百姓過得好壞”而非“國家機器的強弱”。偏離了本真的評價標準，權力生長就會變得畸形，公民意識就會愈發受到擠壓。
老百姓的權利意識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樹立起來的，政府權力邊界也不是靠一次兩次的新聞曝光可以被共同接受的，它是一個需要逐漸積累的路徑，是一條是需要“民進官退”，兩者共同操作的進程。今天我站出來捍衛了自己應得的權益，明天我們腳下前行的路便多鋪下一塊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