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農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7.6%,顯示出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顯然有虛高的成分。中國的城鎮化最終要真正成功,在于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重大公共政策層面有何突破。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10月27日在北京發布的一項有關中國城鎮化調查的大型數據顯示,中國非農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7.6%,20年內“農轉非”比例僅增長了7.7個百分點。
27.6%的城鎮化率,相對于官方之前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的接近53%左右的城鎮化率,差距甚大,關鍵是統計的口徑究竟是以戶籍人口還是常住人口。當然,從全球統計指標看,統計一個國家的城鎮化率基本都是以常住人口統計,但由于中國的獨特戶籍制度,使得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顯然有虛高的成分。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城鎮化進展遲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能破除城鄉二元的不平等觀念,不能打破戶籍堅冰,不能給予進入城市的農民以城市居民的平等待遇。
在城鎮化問題上,一個基本的共識是,一個存在戶籍界限,并且在戶籍下面又衍生出各種五花八門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鎮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
因此,中國新型城鎮化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改革問題,通過推動包括戶籍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實現農民的真正市民化。城鎮化要解決的,不僅僅是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市民,更是打破這種身份的嚴格界限,廢除身份等級,使中國社會從一個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
從中國城鎮化的實踐看,由于資源聚集效應,大中城市一般成為農民工進城的首選,但在戶籍門檻上,大中城市的門檻也最高,這就形成了一個尷尬的困局:農民工最理想的遷入地是大中城市,但在戶籍管理上,真正鼓勵農民工進入的卻是小城市。這也就是農民工權衡各種利弊之后,寧可守住自己的農民身份也不愿意進入小城市的主要原因。
不管如何,中國的城鎮化最終要真正成功,關鍵并不是建多少高樓大廈和房子,而是看在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重大公共政策層面有何突破。城鎮化的本質絕非經濟結構的變遷,而是觀念和制度的變遷,是通過改革和廢除包括戶籍在內的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的制度,在社會的生態中嵌入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約和市民社會。日本和韓國的城鎮化,在人類城鎮化的歷史上是比較成功的案例,既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蕩,又沒有出現拉美等國的貧民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通過法律,甚至憲法確保進入城市的農民完全享受和市民一樣的待遇,將農民的平等權提升至憲法的角度。
如果不以打破戶籍的堅冰為突破口,并且推動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改革,大力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只是人為圈地、造城,甚至將城鎮化解讀為鼠目寸光的房地產化,暗中推動房價的暴漲,則城鎮化失敗的風險會急劇加大,城鎮化所蘊含的最大內需也只是畫餅充饑。夾生的城鎮化對中國的未來而言則不會成為紅利,而只會是需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負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