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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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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彈指35年，被賦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接棒。十八大后，履新總書記的習近平將離京調研的首站選在改革先鋒省份廣東，并在那里對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惟有了解改革從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處去。為此，我們擷取了財稅、金融、國企、城鎮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結改革的共識、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氣。
鄉鎮企業崛起
1978年，安徽鳳陽的田間，插隊知青李克強在鋤地時得到了高考錄取通知消息，他被北大法律系錄取。十年后，他的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幫助其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后的博士論文《論中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點出鄉鎮企業的歷史作用和發展趨勢，問鼎孫冶方獎。2013年，李克強履新國務院總理，力主新型城鎮化。
改革環環相扣。“包產到戶”的改革，讓農村迅速富裕的同時，也讓農村的勞動力大量富余。不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不僅四個現代化無望，而且也會演變成中國歷朝歷代最為擔心的流民問題。
下一環的改革在哪？
1981年，曾因寫下《江村經濟》而暴得大名的費孝通，在重返家鄉江蘇吳江縣時發現，原本凋敝的小城鎮因為鄉鎮企業的發展而重新勃興。費孝通異常興奮，自己在《江村經濟》中提出的“工業下鄉”觀點，正在改革開放后的農民手中實現。
看到這一點的不只是費孝通。
“村村點火、鎮鎮冒煙”在八十年代流行一時。那時候新華社的一篇特寫報道描繪了農民從事非農產業限制解除之后的蓬勃畫面：“我國10億人口有8億農民搞飯吃的舊局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目前全國大約有1億左右的農民已經從插秧種糧中轉移出來。他們從事養殖業、加工業、經濟作物種植業、農副產品運銷業等商品生產，在農村這塊廣闊土地上繪出了‘種田里手包糧田，能工巧匠搞專業’的生機勃勃的新畫卷。”
對于這一自下而上的新鮮事物，中央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后予以肯定。1984年的中央4號文件一錘定音：鄉鎮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一政策的出臺，使得星星之火的鄉鎮企業迅速燎原。
那一時期，鄉鎮企業吸收非農產業就業人數占同期中國非農產業新增就業總數的43.3%。可以說，鄉鎮企業為農民“離土不離鄉”、走出中國式城鎮化道路提供了經濟基礎。1987年，鄧小平說，改革開放快十年了，中央政府最大的意外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很多事情，也是從那之后開始改變。在鼓勵發展鄉鎮企業的同時，中央亦在1984年發文鼓勵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允許務工經商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雖然這一政策并未從根本上觸動二元結構的體制，但被認為是開了允許農民向城鎮流動就業的先河。
可是，這“放開”又并不徹底，仍嚴格限制戶籍上的“農轉非”和人口流動中的“盲流”。因為一方面農業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另一方面城鎮勞動力就業壓力也很大，由此人們發現一個更現實有效的解決人口分布問題的途徑便是發展小城鎮，就地消化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
同樣是在1984年，國家調整了建制鎮標準。隨后的一系列放開、搞活和農民就業政策，無非都是期望通過發展小城鎮建設和增加鄉鎮企業數量與規模來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認為這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并參照世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和共同規律而做出的戰略選擇。不過，一些學者認為，那個時期發展小城鎮雖被視為大戰略，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卻是一種低級的、初級的城鎮化。
民工潮涌動
九十年代初，一部描繪窮山溝里的青年男女來到廣東打工、生活的電視劇《外來妹》紅遍全國，成為不少城市人的記憶、農村人的共鳴。蔚為壯觀的民工潮，從那時便開啟了。20多年來，電視劇中的情節仍在不斷地重復上演，《外來妹》從一個時期的現實題材劇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真實寫照。
進入九十年代，鄉鎮企業式微，這也是改革的自洽邏輯。當國有企業改革、外資企業涌入、民營經濟在城市復興，鄉鎮企業的靈活優勢便不復存在。城鎮化需要更廣袤的舞臺，以容納更寬廣的生產力。“三元結構”只是工具，而非我們發展的目的。
于是，成千上萬的農民勇敢地從農村走出，從邊城走向要津，從內陸走向沿海，開始了一波震驚世界的歷史大遷徙。
正如《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那樣，早在1979年，鄧小平在南海邊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從那時開始，便有農民帶著對城市新生活的向往走出農村、走向被總設計師圈出的土地。但直到八十年代后期，這種農村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才越來越成規模。當時的暫住證制度默認了從農村到城市自發的勞動力流動。
九十年代里，民工潮的規模有增無減。隨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中央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多的人從農村爭先恐后地涌入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謀生，每年春節前后，大批農民工潮涌而去、滾滾而來，成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獨有的一道圖景。
中國的城鎮化率也從那個時期開始走向巔峰。由1993年的27.99%迅速提高到2005年的42.99%，年均提高1.19個百分點，特別是1996年之后，年均提高1.39個百分點。
不過，民工潮作為廉價勞力在成為沿海經濟發展巨大推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矛盾，對城市的承載力提出了挑戰。1993年，現人保部的前身勞動部推出“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有序化”工程，1994年，發布《農村勞動力跨地區就業管理暫行規定》，通過這些政策，政府試圖將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納入行政管理的范圍，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
另一個被反復提及并延續至今的話題是，“半城鎮化”如何解決。大量農民工去城鎮打工而無法久居，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開大城門、筑高門檻”。
城市向農民打開了大門，卻沒讓農民真正融入城市。
盡管他們從事著非農生產、享受著城市文明的沐浴、接受著城市思維的影響，但由于沒有獲得城市戶籍，始終不能享受醫療、教育、社保、住房、就業等方面的公平待遇。一份調查顯示，只有17%左右的進城務工人員在城鎮“定居”下來，成為“真正”的城鎮人口，80%以上仍是“候鳥型”的流動人口。這也造成了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比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要低15個百分點之多。可以說，相比財稅、金融方面的改革突飛猛進，20年來，戶籍制度的改革幾乎是進展最小的改革之一。
青春終將交替，夢想不會老去。隨著第二代農民工登上歷史舞臺，新酒已經不愿再被裝進舊瓶里。
造城！造城！
加拿大記者道格·桑德斯在他的《落腳城市》一書中寫到：“落腳城市是一部轉變人類的機器，只要讓落腳城市充分發展，這部機器即可開創一個可持續的世界。”能夠落腳的城市，才是人的城鎮化。過去30年依靠農村廉價勞動力、粗放利用土地資源、城鄉間非均等化福利的低成本城鎮化，是否聽到了新桃換舊符的爆竹聲？
今年8月一個炎熱日子，李克強總理將十幾位院士和城鎮化專家請到了中南海里座談，議題只有一個——過去30年的城鎮化道路是不是可持續？
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加劇，我國城鎮化經歷了歷史上最快的發展階段。2001年我國“十五”計劃首次提出城鎮化戰略，指出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繁榮農村經濟，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2007年十七大報告對城鎮化的相關表述是，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政策的鼓勵，催生了急速城鎮化。一組值得注意的數據是，從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內，國內城市建設用地擴張83%，但同期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人口僅增長45%。土地的城鎮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
中國人民大學土地規劃研究中心主任嚴金明曾對此評價說，問題出在各地對中央的城鎮化政策理解出現偏差。嘗到了城鎮化甜頭的各地政府走入了城鎮化等于圈地造城的誤區。
不難描述這一持續至今的大規模城市化模式：先由政府做規劃，開始征地，然后對外招商引資、建新城，不斷進行城鎮外延擴張。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此前對12個省區的最新調查顯示，12個省會城市全部提出要推進新城新區建設，共規劃建設了55個新城新區，其中沈陽要建設13個新城新區，武漢也規劃了11個新城新區。在144個地級城市中，有133個提出要建設新城新區； 161個縣級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區建設的有67個。
盡管2003年中央廢止了收容法，強調要保障城市外來人員、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盡管到2007年，全國已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實現了公民身份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但這些努力在更偏重于城市空間擴張和土地開發的偏離了循序漸進軌道的城鎮化面前，卻變得微不足道。
城鎮化成了鋼筋混凝土的簡單堆砌，人口身份的轉移繼續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同時也帶來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房價進入暴漲期。此外，由造城運動帶來的生態環境、資源消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等問題都給城鎮化進程和經濟增長埋下了隱患。
巨大的代價，漸漸讓沉醉中的人們開始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