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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泛濫的“拆真建假”，絕非是因為決策者的無知，恰恰是決策者的“精明”。

　　曾為濟南市地標性建筑的濟南老火車站，在被拆除20余年后又要“復出”，引來爭議不斷；南京新建的“老門東”仿古街引來人潮不斷，卻被文保人士認為是“莫大諷刺”；哈爾濱市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關道衙門”在“搶工”復建8年后破損嚴重，乏人問津……

　　“拆真建假”的慘痛教訓，朝野其實早有共識，很多城市的決策者也不可能不懂，問題的關鍵在于，從文物保護的角度來看是盲目的決策，從官員利益和政績角度來看，卻可能是“英明”的，那官員們還有什么動力去保護呢？事實上，無論是“拆真”還是“建假”，相關官員眼里看到的都不是歷史建筑，而是背后的利益和政績。搞砸了不必承擔責任，搞成了就是升遷的資本，這樣的“無本買賣”，自然會成為官員最愛。

　　這些年泛濫的“拆真建假”，絕非是因為決策者的無知，恰恰是決策者的“精明”。文物專家謝辰生認為，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對文物破壞的嚴重程度甚于“文革”時期。當地方政府成為追逐經濟利益的主角，當官員擁有大拆大建的獨斷權力，再有價值的歷史建筑，往往也會在逐利的浪潮中風雨飄搖。這種“拆真建假”，不光體現在一些珍貴歷史建筑上，基本是過去城市發展的代名詞。國內有多少快速發展的城市，能夠脫開這個詞所概括的路徑？

　　就在上個月，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在昆明一次公開會議上，罕見地反思昆明城市規劃建設的問題，稱：“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開發方式……這對昆明歷史文化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的確如他所言，對文物建筑更毀滅性的打擊，是“大拆大建”的造城運動，而不只是對一些重要歷史建筑的“拆真建假”。如果不能從官員考核、產權保護等角度發力，從根本上扭轉“大拆大建”模式，文物建筑很難在“造城運動”中幸免于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