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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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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一大早,高國敏就來到中山市三鄉鎮平南社區,上午,平南社區要召開“兩委”會議,按規定,高國敏必須列席。
他是中山市南區北臺社區的黨支部書記,最近一段時間在平南社區掛職,學習這里的社區治理經驗。高國敏感慨地說:“要是早點來平南看看,我們社區就會少走很多彎路。”
與高國敏一樣到鄰近村居掛職的中山村官有112人,全部來自11個欠發達鎮區。5月7日至6月30日,他們被派往10個發達鎮區的村居掛職學習。
“過去村官培訓多采取授課的形式,或者到其他城市參觀,但幾天的學習時間太短,流于形式。”中山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洪焰說,通過全脫產寄宿掛職學習模式,讓村官學習身邊的好榜樣,或可破解鎮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村官培訓“短板”
欠發達村居村支記到先進村居取經:地還是那塊地,水還是那片水,差距為何那樣大?
中山此次村官掛職鍛煉,從參與人數和培訓時間來看,其規模之大超過以往歷次培訓。觀察人士分析認為,這意味著新一輪村官培訓高潮已經到來。
盡管村官也許嚴格意義上并不算官,但他們卻承擔著萬千村民的期待,村官表現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村民的福祉。去年以來,從廣州黃埔社區干部用麻袋分贓款,到陸豐村民懸賞百萬元征清官來扳倒腐敗村官；從佛山禪城村委主任挪用公款2170萬元,到汕頭潮南村支書毀林占地200多畝建豪華墓地,有關“村官”腐敗的新聞一再刺激著人們的神經。近日,吳川傳趾村的村民小組長吳某等村干部,又因涉嫌侵吞鐵路征地補償款被當地公安機關逮捕。
“俗話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帶頭人有沒能耐太關鍵了。”平南社區一位鄭姓村民說,南街村、華西村這么富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們的村長是個“能人”。
也正因為如此,廣東近年加大了村官培訓的力度。記者從省委組織部農村組織處獲悉,廣東把村黨支部書記教育培訓納入總體規劃,組織村黨支部書記每年至少參加一次縣或縣以上集中培訓,累計時間不少于7天。2009年,全省各市、縣(市、區)依托黨校,分期分批對全省19513名村黨支部書記集中培訓了一遍。
然而,有些地方的村官培訓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一位來自粵西某縣級市的組織部長稱村官培訓主要存在三方面問題:首先是形式單一,不是舉辦培訓班,就是以會代訓,導致村干部對培訓缺乏認同感；其次是內容重復,每年都是政治理論和法律法規這些內容；第三是缺乏學習效果檢驗機制,村干部學與不學一個樣,學好學壞一個樣,培訓缺乏外在壓力。
不少地方漸漸意識到這些問題,并改進培訓方式。以中山為例,就曾組織村干部去東莞等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村居考察學習。“但半天或者一天的學習時間太短,且學習也多是走馬觀花,流于表面,流于形式。”洪焰說。
尋找一種有效的村官培訓模式成了各地組織部門的共同愿望。中山24個鎮區發展極不平衡,小欖、古鎮等發達鎮區的村居,集體收入最多的已經逾億元,而阜沙等貧困農村集體經濟收入才100多萬元。“兩地相距不足十幾分鐘的車程,地還是那塊地,水還是那片水,差距為何那樣大?”洪焰認為,支部書記的發展思路至關重要,讓欠發達鎮區的村居黨支部書記,去鄰近的發達村居掛職學習的念頭由此而生。
村官也搞異地掛職
“要是早點來掛職,我們就會少走很多彎路”
“要是早點來平南掛職,我們就會少走很多彎路。”高國敏略帶遺憾地說。
來到平南社區后,高國敏就開始走訪工業區、居民區,接觸外商、村民和村民小組長,了解平南發展的歷程、村民對村委會的評價以及村委會是如何扶持外商的。
“自己同自己比,我們社區還算馬馬虎虎,但跟平南一比,真的是高下立見。無論是企業檔次還是規模,我們都不能比。”高國敏說,北臺社區有1600多人,集體收入400多萬元,而平南社區3100多人,集體收入達1300多萬元。
同在中山,差距為何那樣大?高國敏認為,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平南的社區規劃很有前瞻性。早在10多年前,平南就將生產區和生活區嚴格分開,并統一鋪設地下排污管道等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好了,上檔次的企業就不請自來。
反觀北臺社區,為了將企業千方百計留住,盡可能滿足企業的用地條件,“他們要哪里,我們就給哪里,沒有統一的規劃。”如今,北臺為此付出了代價,工廠噪音令一些居民惱怒不已,“僅是調解這類糾紛,我不知花費了多少精力,用于發展經濟的時間就少了很多”。
平南社區黨支部書記鄭羅崧在居民中的公信力也令高國敏印象深刻,“居民談起她,都贊不絕口。”“在農村,公信力很重要,村干部文化水平再高,再懂法律,人家不聽你的就不聽你的,沒有公信力,你連開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
以前,高國敏認為,村干部當得時間越長,公信力可能就越低。“農村情況復雜,做管理工作容易得罪人,得罪一個人就會得罪一個家族,如果一年得罪一個人,那么10年就得罪10個家族,這樣工作就很難開展了。”他很好奇,鄭羅崧當了13年的書記,公信力為何仍然這么高?
5月中旬的一天,高國敏見識了鄭羅崧處理糾紛的高超技巧。那天,一對夫婦沖進辦公室對鄭羅崧破口大罵:“你憑什么挖我的祖墳?你欺人太甚!”鄭羅崧毫不示弱,厲聲對他們說:“有事請到村委會大廳講。”
在大廳,有很多看熱鬧的居民,鄭羅崧當著大家的面評理:“太澳高速是國家工程,幾個月前就出了通知,請沿線居民將祖墳遷移。其他居民早就遷了,你怎么不去遷?你說你是不是孝子賢孫?這是你的錯還是我的錯?”眼見沒有居民替自己說話,這對夫婦只好作罷。過了幾天,他們又來到居委會,向鄭羅崧賠禮道歉。
高國敏說:“事前的安排一定要周密,如果事前不出那個通知,這事就難處理了。”在平南,他每天跟著鄭羅崧,學習她處理問題的技巧,“她當社區書記的時間比我短,但的確是我的師傅。回去我準備學習平南的社區規劃,阻力再大也要推進。”
沒有考核壓力?
根據我國現行行政體制,村官不是“官”,紀委的紀律之杖夠不著,“監察”的規矩之箍套不上
也有人質疑中山的做法:“村與村之間離得那么近,村官與村官之間也都比較熟悉,還用得著脫產兩個月去掛職嗎?”
來沙溪鎮龍瑞社區掛職的南區渡頭社區黨支部書記雷慧釗說,雖然過去對龍瑞也有所了解,但并不深入。“農村工作千頭萬緒,如果不扎扎實實沉下去,是很難真正了解的。我之前也知道龍瑞的小商品市場很有名,但它究竟是如何運作的,來看了才知道。”
雷慧釗聽過不少村官匯報先進經驗,但那是否適合渡頭社區,壓根不知道。實地調查后,就知道哪些經驗可用,哪些經驗不可用。“回去后,我們將借鑒龍瑞安裝視頻加強治安的經驗,但它的小商品市場我們就不能學,因為我們沒有相關配套的產業。”
粵西某市的組織部長認為,村官異地掛職可以推廣,尤其適合欠發達地區使用,因為培訓成本較低。
有人則對村官培訓的效果提出了質疑:“如果沒有高考,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同理,村官如果沒有考核壓力,培訓方法再好也不頂用。”
洪焰坦承,根據我國現行行政體制,村官是“從事公務”的人員,但不是公務員,故而紀委的紀律之杖夠不著；村官是村一級組織的“干部”,但不是我國行政意義上的“黨政干部”,故而“監察”的規矩之箍套不上。“如果村官不認真學,有時也奈他們不何。”
對此,組織部門采取正面激勵的形式,如中山開辟了優秀村干部考慮選拔為公務員和鎮區領導干部的渠道,激勵村干部成為鄉村“能人”。
放眼全省,去年廣東公開選拔了150名優秀村書記擔任鄉鎮領導干部、考試錄用了150名優秀大學生村官為鄉鎮機關公務員,并組織他們到省里進行統一的崗前培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親自與村書記集體談話,要求他們做到“五帶頭”,充分發揮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