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9月17日,北京市統計局發布數據,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012年已達2069.3萬人。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袁崇法早在2011年曾對北京城市人口規模發表過見解,他指出,北京即使采取臨時措施實行人口控制,亦不該進行選擇性歧視驅趕低端人群,此舉影響的不僅僅是城鎮化進程,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穩定和人們對未來的信心。日前,袁崇法在《財經》雜志發表署名文章稱城市不應是權貴的城市。以下為全文內容:
近年來,由于許多城市尤其特大城市管理問題此伏彼起,政府控制城市人口規模逐步由議論開始轉為行動。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涉及諸多經濟社會問題,必須慎重對待。
與歷史上以消費福利為中心的城市概念不同,現代城市首先是生產中心、經濟中心,因而城市發展遵照的是生產發展的規律,包括現代化大生產和日益細化的社會分工的規律,以及生產要素高度集聚以追求低成本高效益的規律。要素集聚帶來巨大的就業和創業機會,帶來勞動力集聚和人口集聚,這是全世界的規律。
就此來看,現代生產方式不可逆轉,人口集聚規模的增長不可控,實為不爭的事實。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政府就試圖解決京都、阪神地區經濟發展過于集中、人口集聚規模過大問題,但幾十年過去,這些地區不僅沒有疏散,反而越聚越大。
在現實中,城市的管理者和一些學者始終在研究城市的發展資源,計算城市的承載力。但必須看到,城市的承載力是由城市綜合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而不是自身的自然資源稟賦。
早在80年前,就有專家根據中國資源稟賦建立預測模型,測算出中國只能養活12億人,然而今日中國人口已超過13億,而且比以前吃得飽,吃得好。測算失準原因,并不是自然資源稟賦發生了變化,而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綜合國力有了增長。
當然,與任何生產要素的集聚一樣,人口集聚既有效益也有成本。效益與成本的比較,是市場行為,企業會比較,勞動者自己更會比較,一旦效益低于成本,人口就不會繼續集聚。毫無止境的集聚,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城市人口集聚仍處在高效益期,二是集聚的成本非剛性,失去制約作用。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失控的原因在于后者。因為目前在中國,城市經濟發展要素的集聚主要是靠政府而不是市場,政府權力越大,集聚資源越多越好,成本越低,配套設施建設越有力。政府控制發展要素,掩蓋了城市發展真實的市場成本,誰能說得清楚北京的水、電、氣、煤的真實成本究竟是多少呢?
大城市手中的權力成為最大的優勢。北京借助首都地位便是如此,所有企業和人口都認為向北京集聚是不爭的首選。
許多城市管理者對當地人口結構都不乏理想化的設計,比如希望生活在本市的人群都具有高學歷、高技能、高收入、高職務等,但決定城市人口結構的仍然是生產力的綜合水平。無論社會如何進步,現代化的水平有多高,經濟發展總是多元化的,這就注定對人口素質的需求是多樣化的。
無論社會具有什么樣的公平程度,因人的個體差異,社會各階層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均等化,這決定了消費行為永遠是多層次和多樣化的。就此而言,低端生產和服務領域的勞動者永遠是城市的合理組成部分。
在現實中,城市人口的集聚是按照多種就業和創業渠道進入的。以北京為例,進入城市的有公務員、富豪、海歸、北漂、小商販、農民工等等。其中,小商販、農民工屬低端人群,但他們的就業率在90%以上,是城市生產的合理組成部分。公務員、富豪、海歸、北漂是精英,但隨他們而來的親屬未必都是精英,很多也是低端人群,有的甚至是食利者,非生產人群。
低端就業和創業人群是所謂的草根族,是最基層的民眾,它是相對低端而又龐大的社會階層,在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消亡。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中國、外國,無論城市農村,無論什么社會制度,對所謂的精英或高端人群,永遠都持歡迎態度。而真正能夠反映社會進步或落后,反映社會制度是否具有優越性的,恰恰是對待低端人群的態度。
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當年推翻舊社會,使他們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新中國才得以發展至今。今后圖振興、謀發展,如何對待低端人群,依然是是否貫徹以人為本發展觀的基本標準。無論從何角度,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拿低端人口說事,既不合理,也與以人為本的理念背道而馳。
實行城市發展管理體制改革,應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城市發展資源,反映真實的城市發展和承載成本,通過市場反映的效益和成本水平,指導企業和人口根據自身能力和條件有選擇地集聚。打破城市行政特權,抑制城市福利水平過快增長,應該堅決反對以設置行政門檻限制人口向城市集聚。
同時,以發展求出路,解決城市人口過于密集問題。北京如需緩解人口壓力,首先應當研究并合理規劃北京的產業結構和布局,疏散北京產業,包括制造業及教育、文化等產業,甚至某些政府管理機構,擴大首都政治、經濟、文化的輻射區域。
即使不得已而為之采取臨時措施實行人口控制,亦應一視同仁,不該進行選擇性歧視,驅趕低端人群。總而言之,把北京建成權貴城市,就會有更多的城市仿效,影響的不僅僅是城鎮化進程,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穩定和人們對未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