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自有農村的生長邏輯,鄉村建設應有更多的可能。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地方政府要有寬容的雅量,要給社會以空間,鼓勵探索,不一定將所有的事情都管起來。
知名學者于建嶸已于昨日前往貴州。此番,他將“不領一分錢工資補助和報銷車馬費”、“自帶干糧”,赴任一個小到“不存在級別”的職位:貴州興義市則戎鄉安章村村長助理。此前,于建嶸曾多次幫助則戎鄉進行民族村莊整治,今年,則戎鄉招商引資了一個發展項目,決定誠邀其前往該鄉安章村掛職。(據《貴州晚報》)。
于建嶸是享有盛譽的三農問題專家。這樣的知識精英,能夠主動“沉”到農村去掛職,也無疑具有了多重解讀的可能。可以說,這一行為的價值并不限于“自帶干糧”,而是在一個更為宏闊的時空中,自覺不自覺地契合了鄉村建設的潮流。
早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梁漱溟的“鄒平模式”為代表,國內的知識分子就曾掀起過一波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其時,全國從事鄉村建設的機構和團體,竟達600個之多。大批學者奔走于泥濘的鄉土社會,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實踐,以求改變農村、農民、農業的困境。這種腳踏實地的介入方式,同樣也激勵著其后一代代知識精英到農村去。
近年來,溫鐵軍等人在河北定縣興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李昌平在河南信陽郝堂村搞農村金融實驗……這些努力盡管很難完全撬動依然堅硬的三農問題,卻也提供了某些可資借鑒的思路和經驗。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于建嶸的“下沉”,或可視為對這種“力行精神”的賡續。
不可諱言,盡管眼下的農村早已不是晏陽初梁漱溟們面對的那個農村,但一些新問題卻是此前從未有過的。城市化之下,農村的人才、資金大量流入城市,空心化趨勢日漸加重。農村迫切需要注入智力、資金,以引領發展。
特別是,由于種種原因,農民在團體意識、關切公共事務等方面,也缺乏足夠的生長空間。這一次,則戎鄉能夠主動張開懷抱,邀請三農專家進村入戶、掛職指導,顯示出了積極的姿態。這樣的“引智”,顯然已經成為政府、社會、農民各方的共同訴求。
農村自有農村的生長邏輯,鄉村建設應有更多的可能。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地方政府要有寬容的雅量,要給社會以空間,鼓勵各種積極的探索,不一定將所有的事情都管起來。事實上,這樣既管不過來、也管不好。
也因此,于建嶸此番到鄉村掛職,只是一個開頭,“鄉村建設”這篇文章具體將如何展開,既檢驗學者的堅持,也考驗地方政府的寬容,當然,更有賴于相關各方的磨合、認同程度。比如,以則戎鄉的招商引資項目而言,如何在當地官員的政績訴求與外來學者的鄉建理念之間找到平衡,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無論如何,學者進村、精英下鄉,注定會給我們日漸遠去的鄉村注入一種力量。而知識人的擔當、責任,也在這種“為蒼生起,奔走于大地”的踐行中得到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