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邀請兩院院士及有關專家到中南海,聽取城鎮化研究報告并與他們進行座談。當朱高峰院士提出要處理好城鎮化和產業、就業的關系時,李克強接過話頭說,興城首先要興業,有產業支撐才能有就業,特別是要發揮好服務業這一最大就業容納器的作用。(9月8日《新京報》)
城鎮化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有研究認為,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按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GDP增加24.5元,按2010年價格是670元;在我國近10年年均10%的經濟增長率中,城鎮化貢獻了3個百分點。專家坦言,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0.7個百分點時,消費率、投資率基本穩定在64%和35%左右。
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激發和調動了全國各地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步伐。安徽提出到2015年城鎮化率超過50%,而2011年年底的城鎮化率為44.8%;廣西提出到2015年城鎮化率力爭達到50%,而2010年的城鎮化率為40.6%;貴州提出到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50%,而目前的城鎮化率為35%;云南到2015年城鎮化率達到45%,而目前的城鎮化率僅有36.8%。
借力城鎮化提速,加快發展當地經濟,這當然無可厚非。但不得不提醒的是,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必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是因為,沒有產業支撐,財政收入無法保障,公共支出無錢開支,基礎設施難以改善,農民就業更是難以吸納。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梯度推進理論告訴我們,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間存在著產業梯度和經濟梯度,存在梯度地區技術經濟勢差,就存在著技術經濟推移的動力,就會形成生產力的空間推移。經濟的發展趨勢是由發達地區向次發達地區,再向落后地區推進。在筆者看來,這一梯度推進理論對推進城鎮化建設不無啟迪。引申開來講,推進城鎮化建設要因地制宜,有條件就上,沒有條件就不能上,待條件成熟時再上,切忌齊頭并進,一哄而上,違背客觀條件的拔苗助長,必然是“好心辦壞事”。
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推進新型城鎮化,就是要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以改革為動為,使城鎮化正在成為人們的安居之處、樂業之地。就業是民生之本。事實上,要讓農民進城生活,前提是解決農民在城鎮就業創業,而就業創業離不開產業發展。由是而言,唯有建立“產業發展—增加收入—拉動消費”這一良性循環,就能夠真正地吸引農民主動留在城鎮、融入城鎮。
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浙江省,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上沒有“一刀切”,而是通過先試點、再推廣的辦法量力而行。2010年12月,浙江在經濟實力較強的27個鎮開展小城市培育試點,加快實現其由特大鎮向小城市轉型發展。試點兩年,27個試點鎮總共新吸引48.3萬人落戶,城鎮化率提高了5.8個百分點;鎮里供職于工業和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比重達88.9%,高出全省5個百分點;試點鎮每萬人新增個體工商戶95戶,是全省的2.5倍。
僅今年上半年,這些試點鎮就實現了GDP1091億元,其中7個鎮超50億元。完成財政總收入159億元,其中5個鎮超10億元。更為可喜的是,這些試點鎮在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縮小。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試點鎮的農村居民現金人均收入為11782元,同比增長19.4%,比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快8.6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縮小到1.72倍。更可喜的是,這些試點鎮的發展勢頭贏得了社會資本青睞,目前已有綠城、萬達、銀泰等10多家上市公司搶灘試點鎮,參與試點鎮小城市建設的勁頭十足。
這得益于一批改革新政在試點鎮里推出:縣里支持試點鎮用地,安排一定數量的用地計劃指標,單獨切塊,直接下達到試點鎮;建立城鎮管理綜合執法大隊,負責城鎮綜合性管理;在核定的編制內,試點鎮可根據工作需要設置內設機構;試點鎮的行政級別不提高,但其部分鎮的黨政一把手升級,書記進入所在縣(市)委常委,鎮長明確為副縣長級,列席縣(市)政府常務會議等。
顯而易見,讓一批經濟實力較強的鎮先試先行,利用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優勢和發展成果,帶動農業現代化,推動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顯而易見,這種因地制宜、尊重規律的推進路徑才是政府期待、百姓滿意的新型城鎮化,才是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科學發展的新型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