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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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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廣州媒體報道，增城準備修一個掛綠湖，要征不少地、拆遷不少房屋。與一些地方的暴力拆遷不同，增城采取了親情“動員”，就是讓一些政府公務員或教師去做他們的親戚的工作，按照一個居民的說法，他們天天來家里做工作，“有時還不止他們，連他們的上司、上司的上司都來了，最多的時候20來個，一屋子人。”“被親人催逼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還是逼著你放棄房子，人都是要講感情的。”而那些公務員或教師壓力也很大，“沒搞定就不用再回去上班。”以致有人自掏5萬元腰包給親戚，“這才完成任務回到單位正常上班。”
其實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以前到處都有，尤其是一些中原省份，沒想到增城現在也這樣了。
看到這樣的新聞，首先想到一個詞：連坐，盡管談的不是犯罪，但性質似乎有相通之處。另外就是想到了那位美國的“叛國者”斯諾登：要是美國政府給斯諾登的父親施壓，要他去動員斯諾登回來，會怎么樣？相信會受到老斯諾登的迎頭痛斥。老斯諾登的理據和底氣又何在呢？估計是第一，斯諾登的所作所為跟我沒有任何關系，我沒有任何義務去動員他回來；第二，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政府沒有任何理由給我施壓；第三，我的權利受法律保護，因此對政府的施壓完全可以嗤之以鼻、不予理會。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理據和底氣，美國政府至今也沒有對老斯諾登采取“連坐”措施。
回到“掛綠湖拆遷”的事。親戚拆不拆遷跟我何干，憑什么要我去做工作？而且不做還不行。我沒有違反單位的任何規章，憑什么（不完成動遷任務）就要我“不用回去上班”？最關鍵的是：憑什么要我去做這樣的事？為什么我不能拒絕？估計很多人會在心里這么想，但估計沒有一個人敢這么說，尤其是當面對領導說——換了是我也不敢。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不同？我想無非是因為我們行政部門的權力實在是太大了，而普通老百姓的權利又太弱了；在某些地方、某些事情上，一切都是權力說了算，而不是權利說了算！
也許有人要說，為了加快建設步伐，政府難道不應該這么強勢嗎？——就像有關領導說的，“強勢宣傳發動和教育引導，強勢引導公職人員帶頭拆遷，強勢實施獎懲措施。”也許吧。但是這卻昭示了另一種價值取向，那就是：為了某種宏偉藍圖，個人的權利是可以被“強勢”犧牲的、輕視的、不必那么尊重的。有了這樣一種價值取向，那么公權力針對私權利的種種過界言行，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了。
針對公務員或教師對這種親情“動員”感到壓力，有領導說“這是一種思想落后的表現”——這是教育大家要大義滅親啊！的確，大義滅親的高尚思想曾經很流行，問題是，今時今日，在這樣的關節眼上，如此說辭，讓人信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