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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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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和官僚機構，是這一時期的新社會制度的左膀右臂；在這個中央集權的獨裁主義體制內，這兩個要素構成了支撐這個制度的精神支柱和世俗支持。這兩根支柱之所以能夠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在極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資本主義工業和財政，這是一個更為浩大、廣闊的權力王國。大家想必還記得，馬克斯·韋伯認為，意大利諸城市在喪失了它們的自由之后，轉而能夠卓有成效地管理財稅，這才是它們真正的新成就。新上臺的寡頭政治集團，是歷史上第一個按照新時尚與簿記原則來管理自家財政的政治體制。以至于今天，歐洲每一個首都城市里，都能夠看到意大利的財稅專家和理財高手。
從商品經濟發展為貨幣經濟，這一轉變極大地擴充了國家資源。租金、掠奪贓物、戰利品收入，以及將專利權擴大應用到技術發明領域，這些都極大地增加統治者國庫的財富。國家疆界的擴大，意味著納稅人數的增加。首都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土地和房屋租金價格的加大；這兩者的增加，最終都意味著國庫錢財的增加。不但皇室政府實現了資本主義化，他們自己還建立工業，如軍火制造業、陶瓷制造業、地毯制造業等等。而且，基于貿易順差的想法，創造了一套剝削制度，讓每一個主權國家在與他國進行交換時，都可以用較少的商品換取更多的回報收入，而且用黃金結算，亦即典型的殖民主義經濟學。
接著，資本主義又變成了軍國主義：當貿易方面不再占有優勢的時候，它依靠國家軍隊，這是殖民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基礎。尤其，資本主義發展給各個部門都帶來了庸人思想習慣，以及實用主義就事論事的評價標準。這是一整套的引導方法，它準確而整齊，表面上還很有效率；此前巴洛克生活那些繁復、浮華的表現形式，就曾經依賴這些方法而建立起來。新生的商人和銀行家階級，都曾經十分強調方法、秩序、程序、權力、流動性，以及一切行為習慣， 假如這些東西足以增強其指揮和駕馭效果。老雅各布·福格(Jacob Fugger the Elder)甚至為自己的旅行專門設計了一套用品盒，里面裝有很緊湊的，配置很到位的用餐器具，甚至無一件用不著的。
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秩序有個很好的標志物：就是國家鑄幣廠沖壓硬幣時候使用的鑄模，這種鑄模規格整齊，均勻一致；它很好地體現了當時社會逐漸現形的品質。佛羅倫薩鑄造的金幣，分量足，成色好；在國際社會上贏得了信譽和商業地位。追求知識的興趣首先出現在商家的賬房里，因為那里為了維持長途貿易業務，中途往往設有支付代理人，因而都最需要數學和讀寫技能，這些都是文字記載手段所必不可少的。隨后，這種興趣提升為科學追求，并且擴大到自然科學的廣大領域。因而，數學、寫作以及經典物理等學科，也就成為新教育體制中文法學校所開設的必修課程。回顧這一時期的有趣歷史事件：著名的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擔任了鑄幣廠廠長職務，倫敦商人出錢于1662年幫助建立起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贊助物理學實驗，完全為倡導學術研究之宗旨；這些事件都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機械學上某些學科知識和專業訓練，實際上是相輔相成、觸類旁通的。
新資本主義嗜財如命，貪圖權力無盡無休。但是，在它牟取的這些直接物質利益的背后，它對于整個感官世界的框架和概念，都在發生深刻變化。首先，新的空間觀念：對于空間的重新組織，使之具有連續性，使之有序化，或者減小到最小單位，或者延伸它，把大空間的限度推得更遠……是空間概念無限擴大，或者無限縮小，最后，再將空間與物質運動、與時間維度，互相聯系，構想出了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這里才是巴洛克思想的真正偉大的勝利成果之一。
對這些概念和變化首先予以清楚表述的，是一批畫家、建筑師和景觀畫家。為首的一些人物，包括以下幾位：第一個，就是提到過的建筑師、藝術家、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阿爾伯蒂；第二位是伯魯乃列斯基(Brunelleschi，1377—1446年)，他也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建筑師，建筑作品風格典雅、寧靜、清新，代表作有圣洛倫佐教堂和佛羅倫薩的圣瑪麗亞教堂；第三位，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初期佛羅倫薩畫家烏切洛(Uccello，1397—1475年)，他很注重透視法的運用，試圖調和晚期哥特式風格與文藝復興風格，其主要成就是三幅《圣羅馬諾之戰》；第四位，是意大利建筑師和建筑理論家塞利奧(Sebastiano sertio，1475—1554年)，古羅馬的主要建筑理論經他傳人法國，主要作品有楓丹白露宮殿大門等。這些講佛蘭芒語的現實主義者們，基于他們為先進的紡織業工作的背景，對空間有準確的領悟和把握。看來，對于空間進行合理組織的工作，一直留待15世紀的意大利人來最后完成。他們在前景框架和地平線平面這兩種平面內，以數學線條互相連接，對空間進行了組合；結果不僅實現了距離、色調濃度、光強弱的互相聯系，還實現了運動物體與三維透視空間的聯系。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迄今為止從不相關的線條與物體，統統放在了矩形的巴洛克框架之內，以有別于中世紀繪畫外框往往很不規則的慣用做法。這樣的藝術構思和實踐，又與政治上為了鞏固政權而把領土納入巴洛克國家版圖的做法同時發生，不謀而合。只不過采用繪畫直線和統一建筑線來表達勻速運動，作為一種藝術實踐，是要有個發展過程的；直至這個過程完成至少一個世紀之后，才有了無限遠大街上真正建筑立面的問世。
同樣，把握了透視法之后，不僅取代了封閉畫面和有限街景，更延伸了走向天際線的距離，讓觀賞者的注意力集注于逐漸遠逝的平面而想窮盡它；而這時候，城墻作為城鎮規劃的一個顯著內容，還遠未被取消呢。這一創新首先為巴洛克設計堂皇的城市大道提供了審美的前奏曲。這些寬廣的城市道路，最多只是采用一統方尖碑，一座拱形門，或一幢建筑物，當作街景畫面中，檐板與鋪裝道路延長線在遠方交會和終結的滅點。城市景觀中長長的流變進程，以及空間無限而富于縱深感的街景這一類巴洛克后來經常采用的符號和特征，起初都是由畫家首先發現和提供的。城市生活中，行進過程本身，要比最終抵達的目的地更顯重要。比如說，觀看羅馬的法爾內斯府邸。的時候，人們更喜愛它的前院、前廳和前廣場，而不甚喜愛其佇立于山頂的粗笨立面。新出現的文藝復興式的窗框，無疑具有畫框之妙；而文藝復興文化創造的油畫畫框，則又是一個想象中的窗框。有了這樣的嘹望口，肯定會讓久居城市的人們暫且忘掉抬眼可見的沉悶內院景象。
假如古代畫家先于笛卡兒采用坐標系統表現笛卡兒數學關系，那么，人們對時間的總體概念就會更具有數學特點。從16世紀開始，家庭用鐘表已經開始在上層社會住戶普及了。但是，在巴洛克空間觀念已經引進了運動、行走、速度概念，以及速度的征服效果的同時(早些時期的運載工具，如風篷車輛、三輪車，以及后來出現的娛樂用過山車等等，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巴洛克的時間概念卻仍然缺乏自身必要的維度定位。這時候的時間概念，仍然只是一個個瞬間的連續和積累。時間，此刻不再表現為一個疊加的、延續的進程(duree)，而成為若干分、若干秒的總和。換言之，時間不再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這樣，巴洛克時間的社會體現，就是一個接一個川流不息的社會時髦和時尚習慣，年復一年不斷變化更新。而在追求新奇事物的時髦社會里，此刻又發明了一種新罪惡，這就是忽略時效性。忽略時效性的產兒，就是它的現實載體——報紙。報紙一日接一日地刊載本地各種零散新聞事件，而這些事件除屬于當前同一時間之外，并無其他任何明確的內在聯系。如果說，事物在空間里的重復——例如，街道上的列柱，游行隊伍中的士兵——還能夠創造出一些新鮮含義；那么，時間維度內，所需要的就不再是重復，而是創新。至于說考古學者崇拜歷史，那顯然不是因為恢復了歷史，而恰恰是因為靠新發現而否定了歷史。真正的歷史不可能再次復原，除非以全新的形式再次進入新的社會生活。
可見，貨幣作為價值的抽象形式，空間透視法則，以及機械化了的時間，這三個元素就為巴洛克新時代社會生活架構出一個封閉的框架。人類體驗越來越被簡化為這樣一些簡單元素，被降低為可以分裂開的、可以單獨度量的東西。由來已久的柜臺取代了有機生物體的做法。經驗當中只有那些不會留下黑糊糊亂糟糟一團的那一部分，才是真實的；凡是不能在視覺上引起轟動效果，不能表述為機械性的有序性態的，就都不值得去表現。藝術上講求透視和剖析；道德上實行的是耶穌會教士們系統的詭辯術；建筑上時興軸對稱、形式主義的重復出現和五種柱式的固定搭配比例；城市規劃和建設上，是精致的幾何形規劃方案……這些，就是當時的新形式了。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這個喜歡抽象分析的時代，是個在認識能力上十分清晰明確的優秀時代。新式方法和習慣，喜歡處理數學可以分析的碎片，而不注重處理整體事物，這樣就第一次提供了一種聰明的新方法去重新把握整體事物；這樣的方法，有如商業上出現的復式簿記同樣有用。同樣，在自然科學方面，這種分析的抽象認識方法，也導致度量單位的發現，為研究和精確計量提供了方便；原因就在于，被認識的事物是被肢解的、碎片化的、不完整的。當時系統思維能力的提高，以及準確預言物理事件能力的提高，對于人類都是有貢獻的：具體體現就是即將出現在19世紀的一系列的技術科學巨大進展。可是，在社會研究方面，抽象思維習慣帶來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甚至是災難性的。自然科學領域里面確立起來的新秩序和新理論，卻不足以描述或者解釋一些重大社會事件；甚至于到了19世紀的時候，即使是統計分析方法中最被認可的正統成就和進展，也很少進人社會學分析的領域發揮作用。甚至連真正的男人、女人，含義是什么；真正的自治市鎮機關和城市是什么，都不清楚，以至于法律和政府在處理問題和糾紛時候，把真實的人和實體，當作幻影和幻想的人物和實體。而狡猾的實用主義的杜撰和捏造的謬論，諸如王權神授(Divine Power)、專制政權、國家、主權等等，卻被政府和法庭當作了真實的實體來對待。所謂“解放了的個體”，一旦擺脫了依附概念，一旦脫離了實體和社區，就處于游離狀態，不附屬于任何地方和社團，成為社會勢力、政權組織的一分子，不顧一切地去謀取社會權力足以支配的任何東西。為了謀求政治和經濟無限權利，極限概念消失了：包括人口極限，財富極限，人口增長極限，城鎮發展極限……事情就走向了反面，數量擴充為壓倒一切的東西：商人無論怎么富也不算富，國家領土再大也不算大，城市再大也不算大。人生的成功，被定義為財富的擴張。這樣一種迷信，甚至于至今縈繞在當今無節制的經濟發展思維模式當中……
為了搜羅更多的順民——即使是更多的炮灰，更多的租金和稅收的搖錢樹，在這一目的上，君主們的追求和資本家是一致的。資本家也在尋找永不枯竭的市場，永不滿足的消費者。強權政治與強權經濟，互為補充，沆瀣一氣。城鎮發展了，消費者大量增加了，租金提高了，稅收增多了，所有這些結果都不是偶然的。
法律、秩序、千篇一律，這些都是巴洛克首都城市的特殊產物。但是，法律的存在是為了確認既得利益階層的地位和安全，秩序則是一種機械的秩序，它不是以血緣、社區聯系、姻親關系、感情為基礎的社會聯系。至于千篇一律，那是官僚主義體制制造出來的，他們的
檔案、卷宗、八股文章和繁文縟節，以及為了有系統地征收賦稅而創制的無數規章細則。制推行這一套生活秩序的，還有其外部手段，就是軍隊；其經濟上的左右手是商業資本主義，典型機構是常備軍，交易所、官府和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