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2013年，中國城鎮化改革拉開了大幕。中央政府已將“城鎮化”作為“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
一場城鎮化的投資盛宴即將開席。由發改委主導的《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就預測，“城鎮化將在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投資”。
各地城鎮化改革的試點基本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盡管改革具體手法各有創新，但大體路徑如出一轍——“土地集中+人口集中=城鎮化”。
城鎮化的本質是改革舊有的“人地”關系。首先，農村土地流轉集中，打破原有分散經營的農耕方式，機械化設施與現代化技術的應用，提升農業規模、產值，節余出大量的勞力。“人”的過剩，則通過合村并居、新建城鎮集中安置。同時，村莊合并結余出的土地通過指標置換，又能為各級政府帶來滾滾財源。
這是一次對農民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顛覆性的變革。
可是，當城鎮化改革大幕拉開之時，我們發現——人們談論著如何刺激內需、保持宏觀經濟發展速度，慶幸著土地財政的延續、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得以挽救，憧憬著萬億投資商機的開啟、各相關產業的繁榮前景。這場關乎“三農”的大變革中作為被改革的主體，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呼聲卻難得聽聞。
正如一位企業界人士所說，就像中國“家電下鄉”一樣，政府投入了數百億補貼資金，最終卻遭到農民的質疑——“家電下鄉”是惠農還是為城里的家電商消化庫存。一位老農抱怨，買回家的太陽能熱水器很快“水土不服”、不適應農村水質而停擺，維修起來卻十分困難。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部分地區在城鎮化中出現農民集體“被強拆”、“被上樓”的現象；為何當農民搬進高檔樓房后卻發現，糧食無處晾曬、家畜無處飼養、農機具無處停放；為何通過土地指標置換、掛牌拍賣，政府與農戶的土地收益有著十倍百倍的差別。
一位浙江分管土地的官員擔憂，政府一面拆村、一面蓋樓，只顧大造城鎮卻不知從農民的實際需要來考慮——一個個城鎮拔地而起，誰來居住，怎么安置就業，這位官員表示，如果一味造城而無實業支撐，農民住在城鎮將無所事事，仍會涌向城市，空心村將變成空心城。
事實上，江浙一帶許多村辦企業已自行解散。經過多年發展，當地許多村莊都有自辦工廠，有的實業資產甚至高達上億元。眼看著即將合村并居，村里人誰也不愿與外人共享，最終停產變賣、一分了之。
誰都必須承認，城鎮化將釋放潛藏著的“土地紅利”，為未來中國發展提供新的動力。誰也無法否認，現有城鎮化的改革模式，能把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進城務工，增產增收。可誰都心知肚明，城鎮化釋放出土地紅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一定是農民。
在城鎮化試點中，一類比比皆是的現象是，盡管在合村并居中，每戶農民分得了一套120米的樓房、拿到了二三十萬元的補償款，但政府通過占補平衡、在城郊每售一畝地就有高達四五百萬元的財政進賬。政府可以為置換的土地改變性質、掛牌拍賣，而農戶分得的城鎮房卻仍屬宅基地、無法公開出售。
任何一項改革都應首先考慮直接相關群體的利益。可現實中往往卻有“一群從不坐公交車的在研討公交調價；一群吃特供的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的脫節現象。如果城鎮化改革是站在宏觀層面，以解決城市、地方政府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為視角來推動，如何能保證農民的利益不被漠視、不被侵害呢。
在新一輪城鎮化即將全面啟動之際，各級政府應轉變自上而下的思維模式，從頂層設計上、政策執行中優先考慮和確保農民的現實需求與利益，完善就業、戶籍、住房、教育、社保、醫療等保障體系。畢竟，城鎮化改革的主戰場是農民祖輩世居的宅基地和賴以生存的農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