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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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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止的城市
整個鄂爾多斯就像是被按了暫停鍵，從高速運轉狀態突然陷入了停滯。最刺眼的便是那些高聳的建筑塔吊，靜靜地矗立在未完工的高樓大廈旁邊，一動不動。走近了看，空蕩蕩的工地上看不到一個人影，有的甚至連門衛都沒有，陌生人也可以隨便出入。一排排藍色鐵皮屋子里還能依稀看到當年繁盛時期的景象，地上散落著舊衣服、安全帽、煙盒和啤酒瓶子。建筑工人就像候鳥一樣，大多在一年前就離開了這塊曾經令他們興奮不已的淘金熱土。
沒人準確地統計過這個城市一共有多少塔吊。一個包工頭告訴我們：“保守估計超過1000個。”他的依據是：“按照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需要一個塔吊計算，2011年鄂爾多斯的施工量超過2000萬平方米。”這還沒有考慮鄂爾多斯當年對速度的狂熱追求，誰能建得更快誰就能拿下項目，趕工期是頭等實力。“本來正常一個塔吊就夠了，為了趕工期就上兩個。”在房地產開發最狂熱的2008～2011年，全國各地的十幾萬建筑工人涌入鄂爾多斯，甚至出現了很多專門租賃塔吊的中介公司，開塔吊也成為搶手工種，月薪從5000元一路爆炒到過萬元。
2010年春天，我們曾經來到鄂爾多斯，當時，“全國最富城市”與“鬼城”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名號在媒體上熱炒，鄂爾多斯人均GDP趕超香港已成必然。無論是政府工作人員還是開發商，向我們講起“鄂爾多斯現象”時，“速度”是一個被頻頻提及的詞。52天建好一個賽馬場，一天蓋一層樓，一位參與鄂爾多斯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告訴我們：“政府的一個要求就是快。原來還有一個專家委員會，大約從2006年開始，專家委員會也取消了。”
與速度相對應的是體量。內蒙古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于光軍分析，鄂爾多斯的結構轉型主要是“以大立市”——調整第二產業結構，發展裝備制造、汽車等非資源行業靠的是大資金、大集團；發展第三產業靠的是大物流園區、大旅游項目等開發建設。
如果仔細觀察那些靜止的建筑塔吊，會發現這里的房地產開發處處是大手筆——建筑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的商業中心和寫字樓、超過20層的住宅樓隨處可見，上百萬平方米的大項目并不稀奇。我們住的東勝區一座普通三星級酒店有16層高，從頂層的房間望出去，那些夾雜在高樓大廈之間的老式小區已經成了一座座孤島，整個城市的天際線像是被拔高了一大截。到了夜晚，除了依舊絢爛的城市景觀燈之外，停工的高樓就像一個個黑洞洞的龐然大物，昭示著這個城市曾經的野心與欲望。
除了建筑工地，城市的變化還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一些并不顯眼的角落，比如餐飲。一位本地人告訴我們，以前鄂爾多斯一日三餐在家做飯的并不多，路邊的小餐館總是爆滿，路上送外賣的電動車如過江之鯽，甚至有些大家庭干脆請個廚師去家里做飯。因為民間借貸極度發達，幾乎家家戶戶都放錢，再不濟的普通上班族也會有十幾萬元高利貸放出去，按照一般的市場行情是3分利息，10萬塊錢一年的利息就有3.6萬元，“誰還去買菜做飯！”而現在，一切似乎重歸于零，90%以上的高利貸陷入癱瘓，昔日冷清的菜市場又恢復了熱鬧。
三年前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典當行招牌已經沒了蹤影，一位出租車司機拉著我們在東勝的繁華地段轉了一圈，得知我們要找典當行后，無奈地笑了笑說：“現在誰還敢掛牌，不是找砸嗎！”代表一個城市經濟晴雨表的出租車行業更是叫苦連天。從機場去市區的路上，出租車司機楊師傅很平靜地跟我們說，自己這輛車就是頂賬頂來的，他有40萬元放給了一個來鄂爾多斯承包酒店的湖北老板，要了兩年也沒要到一分錢。巧合的是，離開鄂爾多斯的時候，送我們去機場的另一位出租車司機，也是頂了60萬元的高利貸要回了這輛車。幾乎不用費心尋找，這樣的故事在鄂爾多斯俯拾皆是。
像楊師傅這樣能夠頂回一輛出租車的人，還算是幸運的，很多人都顆粒無收。楊師傅告訴我們，在2011年底前，從鄂爾多斯機場到東勝區的路上總是在堵車，打表150元的路程，標準要價是300元，“沒有人討價還價”。鄂爾多斯擁有大量的中高檔酒店，但那時候如果不提前兩天預訂，一定找不到房間。甚至經常因為飛機晚點，已經預訂好的房間被別人入住，為此，機場不得不安排大巴拉著客人去康巴什新城轉圈找酒店。
受影響更明顯的還要數那些富裕階層的消費。以前流傳鄂爾多斯有5000輛路虎，人們買車的底線是80萬元起步，一位房地產企業的負責人坐在自己的路虎車上跟我們開玩笑：“現在還能開路虎的，基本都是沒有收高利貸活下來的，只占一少部分。”晚上22點，我們去當地一家最大的紅酒莊，竟然空無一人，經理無奈地告訴我們，兩年前，這個時間來是不可能有位子的。我們住的酒店旁邊就是當地最早的一家大型夜總會，氣勢恢弘，門前的大理石柱子和石獅子風采依舊，可停車場上稀稀拉拉，昔日的喧囂之地現在竟然安靜得出奇。
支撐鄂爾多斯經濟的中流砥柱——煤礦也不樂觀。一位前幾年做煤炭貿易的當地老板提醒我們，以往經常一堵就幾十公里的京藏高速和包茂高速，今年就沒聽說過堵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煤炭市場行情大跌，除了大型國有煤礦還在堅持外，鄂爾多斯眾多中小煤礦要么停產要么減產。一個未經證實的數字是，從去年底到現在，東勝區35家煤企已經停產了17家。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以前需要遞條子跑關系才能拿到的鐵路車皮指標，現在不稀罕了”。
地產，第一波寒流
劉云峰（化名）張口就說出了寒流來襲的準確時間——2011年10月1日。他是鄂爾多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老板，名下開發的項目大概值兩三個億，用他自己的話說，只能算是當地房地產行業里的“中小企業”。那個小長假，他在北京，從放假第一天就不斷接到朋友從鄂爾多斯打來的電話，基本上都是問：“資金沒問題吧？”從2001年進入房地產行業，劉云峰一步步走得比較穩健，到2006年正式注冊房地產公司的時候，絕大部分資金都是自己多年的積累。之后，項目越做越大，可并沒有超出他的承受范圍，雖然偶爾也有短期借款，但沒有集資，所以，他還奇怪為什么朋友們都在擔心資金。可是，國慶小長假結束，等他回到鄂爾多斯，才發現“以前到處放錢的人開始忙著收回，好像所有的錢突然蒸發掉了一樣，大家都沒錢了”。
房地產行業是最先感觸到危機寒流的一個領域，因為它站在鄂爾多斯經濟鏈條的最前端，也是民間資金流向最集中的蓄水池。
鄂爾多斯的房地產熱潮起來是從2005年左右開始的，之前雖然也已經起步，但基本上是追隨著舊城改造的自然節奏。2004年，隨著全國新一輪大規模投資建設的興起，煤炭價格迅速上漲，坑口價從每噸40元漲到100元再漲到200元，以前自家蓋房子都能挖出來幾噸煤，并不稀罕，現在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熱的“黑金”。于是，帶著大筆現金來鄂爾多斯買礦的南方老板經常坐出租車漫山遍野地找礦，一旦尋到目標，就直接提著錢去找村支書。因為辦手續麻煩，很多人先跟村里簽個協議，迅速投入生產，等到政府來檢查就停下，邊干邊補手續。
因為開礦征地和煤礦買賣，催生了鄂爾多斯第一批富起來的人，不僅有當地的煤老板，也包括大批礦區周圍的農牧民和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因為之前煤炭不景氣的時候，煤老板大多向親戚朋友借款艱難維持，現在轉手賣了礦，自然要答謝那些幫助過他們的人。有人借出去10萬塊，最后還回來了幾百萬元。這樣聽起來讓人咋舌的暴富故事，在鄂爾多斯已經見怪不怪。
由煤炭帶來的民間財富就像噴泉一樣，成為這個城市中源源不斷的動力，大批的地產公司應運而生。到2006年中，劉云峰注冊成立自己的地產公司時，城里已經很難拍到50畝以下的地塊。按照當時地價每畝50萬元算，也就是說，3000萬元以下的項目已經很少見。他記得，當時參加土地拍賣會，一塊地少則十幾家競爭，多則五六十家，大家頻頻舉牌，最后的成交價，往往會達到起拍價的兩倍。
本地大型煤炭企業和發了財的煤老板加入地產開發，全國各地的大型房地產企業也紛紛在鄂爾多斯安營扎寨，像劉云峰這樣依靠自有資金搞開發的地產老板反而成了少數派。2008～2011年，是鄂爾多斯地產開發最瘋狂的年代，在這塊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土地上云集了300多家地產企業。
為什么是房地產？這個問題似乎從來都不是個問題。“資金充裕，搞地產當然掙錢最快。一個項目，從拿地到建完最多兩年，但通常一年時間就能賣出大半收回投資了。”與之相對應的還有全國大背景，房價飛漲，物價飛漲，資產貶值，“不管是自住還是投資，大家都認為只有買房子最劃算，是最穩妥的資產保值方式”。
在一片向好的市場預期下，鄂爾多斯的地產開發規模遠遠超出了自身的消化能力。2010年，鄂爾多斯商品房銷售面積1009.4萬平方米，城區人口僅65萬，這意味著平均到市民頭上，人均購買了約15平方米的住房。同年，北京市的商品房銷售面積是1639.5萬平方米。為什么人口僅有北京10%的鄂爾多斯卻賣出了相當于北京2/3的房子？一方面是大量本地人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資，另一方面則是城市建設對外地人的吸引，從全國各地涌入鄂爾多斯淘金的外地人，保守估計也能與戶籍人口持平。
煤炭漲價帶來財富爆發，活躍的民間借貸為地產開發提供了資金基礎，也提供了誘人的消費能力和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建設大軍涌入，外來人口聚集，帶來了旺盛的人氣，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商業蓬勃，購房需求上升，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地產業的擴張。這是一個循環的經濟鏈條，建立在突然爆發的能源價格上，也建立在人人對未來看漲的預期上。因為大部分開發資金來自高利貸，鄂爾多斯的房價一路飆升，每平方米從最初的3000元漲到了后來的2萬元，但只要錢是流動的，只要市場看漲，這個鏈條就能如期運轉下去。
2011年上半年，鄂爾多斯絲毫沒有慢下來的跡象。當年房地產計劃新開工面積達1300萬平方米，施工總量達2300萬平方米，完成投資額450億元，計劃銷售商品住宅面積達1200萬平方米。可是，就是在這一年，國家對房地產領域的調控開始深入到二、三線城市。8月18日，住建部發布了二、三線城市限購標準，從金融政策到貨幣政策再到稅收政策，全面發力，宏觀調控升級。雖然鄂爾多斯沒有出臺什么實質性的限購政策，但市場彌漫的觀望情緒開始起效，銷售一下子陷入停滯，昔日的“金九銀十”失效，無法回款。加之幾個月前的包頭“金利斌自焚事件”使得民間借貸風聲鶴唳，從民間融資到銀行都對地產企業關上了大門。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鄂爾多斯冬季很長，每年從11月就開始停工，到來年3月份才開工，10月正是結算工資和建材款的日子，等著結款回家的建筑商和建材商于是就擠滿了地產老板的門口，鄂爾多斯的房地產行業率先入冬。
據鄂爾多斯市政府的數據，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324個房地產續建項目，復工率不到四成。計劃新建的49個項目，只有7個開工。全市房地產市場完成投資10.4億元，同比下降83.4%。鄂爾多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全市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都僅有前年的一半左右。
熱錢，涌動與蒸發
錢去哪里了？——無論是街頭巷尾的老百姓，還是老板們的飯局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當年那些熱騰騰的錢都去了哪里，怎么會一下子斷裂得如此干凈利落？直到有一天，我們在拜訪一位當地著名品牌的白酒經銷商時，又談到這個話題，他把我們帶到自己位于10層的辦公室落地玻璃窗前，指著眼前密密麻麻未完工的大樓說：“看，錢都在這里了，都在這些鋼筋水泥混凝土里了。”緊接著，他又朝樓下的街道上指了指，“再看看路上，只有車，沒有行人，一個沒有人氣的城市，去哪里賺錢？”
的確，鄂爾多斯大概是中國最特殊的城市，也是資源型城市里的極端樣本。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惡劣的自然環境、不便的地理位置和貧瘠的社會資源，使得這里甚至連城市的基本模樣都不具備。而似乎就在一夜間，這里變成了中國最富裕的地方，資本的自然吸附能力使得它迅速成為一個大大的聚寶盆。2010年，鄂爾多斯煤炭的坑口價超過400元/噸，若按照當年4億多噸的產量計算，一年下來光煤炭所創造的財富就高達近2000億元。也是在這一年，內蒙古自治區的煤炭產量首次超過30年來穩坐頭把交椅的煤炭大省山西。
一組數據大概可以對比出鄂爾多斯的特殊性。還是以2010年為例，鄂爾多斯以4.35億噸的煤炭產量雄踞全國產煤最多的地級市，而位居次席的陜西榆林，產量是2.35億噸，僅相當于鄂爾多斯產煤量的一半。可是，從城市規模上看，鄂爾多斯全市戶籍人口只有160萬人，而榆林則是鄂爾多斯的兩倍，人口335萬。以極少的人口分享極大的財富，鄂爾多斯一夜暴富。據報道，鄂爾多斯資產過億的富豪人數超過7000人，資產上千萬的人至少有10萬。
逐利是資本的自然屬性。富裕起來的鄂爾多斯人，并沒有把錢存到銀行里吃利息，而是紛紛流向了民間借貸領域。不止一個當地人告訴我們，金融危機沒有到來前，“大街上跑的私家車，哪一輛里面沒拉著個十萬二十萬的現金，一個收錢的電話打過來，立馬就能開過去送上”。做企業的更是如此，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資金，用不了一個星期就能籌到。
除了煤炭撬動的民間財富，政府主導的舊城改造和新城建設，以及各種工業園區的建設，也都帶來了滾滾的熱錢。征地拆遷的補償款，一個普通家庭就能分到少則幾十萬元，多則幾百萬元。對于這些沒有文化沒有理財知識的普通農牧民來說，最誘人的選擇莫過于放錢給集資者。有“大門路”的可以直接放給房地產企業或者煤老板，有“小門路”的只能通過中間人放進去，沒有門路的就干脆放去典當行和各種貸款公司。一些集資規模較大的企業，甚至發展到三四個層級，比如最底層的三線放給上面的二線，利息是2分；二線再放給一線，利息漲到2分5；一線再集中放給企業老板，利息就有可能超過3分。按照市場規矩，利息一般是三個月或者半年結一次，最長不超過一年。可是，層層暴利下，誰也不愿意主動退出，通常還沒到結息的日子，下線就會打來電話，要求把利息再次計入本金中，民間管這樣利滾利的方式叫“換條子”——即只需換寫一張借款條，利息計入本金，自動滾到下一輪高利貸中。
更可怕的是民間借貸的杠桿效應。很多城市里的上班族，本來沒多少積蓄，可是也想要加入這種暴富游戲。怎么辦？很多人拿出本來準備買房子的錢，或者向銀行抵押房子貸款，甚至向單位透支工資，來加入民間借貸。政府默許、銀行開閘、民間活躍，三者形成了一種相互依附和利用的關系，持續發酵著狂熱的欲望。
因為民間借貸方便、靈活、周轉快的特點，正好吻合了煤礦和房地產開發的特點，正規金融系統反而唱起了配角。若按照金融市場的一般規律，城市銀行的信貸總額為當地上一年GDP的130%。但在鄂爾多斯，2010年末全市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不含個人消費貸款）僅為1332.9億元，而同期鄂爾多斯的GDP達2643億元，只占到50%。空出來龐大的資金缺口，只能依靠民間借貸來填充。沒有人能說得清流動在鄂爾多斯的熱錢到底有多少，來自官方調研的保守估計，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而其中流向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高達80%。這也解釋了為何鄂爾多斯的房價能夠在兩年內從3000元/平方米一躍升到2萬元/平方米，因為融資成本畸高，地產企業只能從高房價中來求回報。
除了暗流涌動的民間借貸，大規模城市開發所吸引來的全國熱錢也是不計其數。2010至2012年，地方債不斷增長的同時，也是信托參與地方融資最為“火熱”的時期。據中國信托業協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托資金對政府主導的基礎產業配置比例為25.78%，直接的政信合作業務余額為6548.14億元。也就在這兩年，鄂爾多斯成為信托公司的主要拓展市場，中融、中信、新華、華宸、西部信托等公司在當地的業務規模總計達到百億元。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債最主要的組成依然是銀行貸款和各種城市建設債券。據國家審計署日前的公開數據顯示，2012年底地方債務余額中，銀行貸款和債券分別占78.07%和12.06%。若以此口徑推算，前面提到的信托資金在地方債務的中占比尚不足10%。
在東勝區轉一圈，出租車司機對那些擱淺的房地產項目都能說出個一二。“這個項目老板融了10個億，聽說是跑了。”“那個項目老板融了40個億，現在在看守所里呢。”他們要么自己就有錢放在里面，要么就是親戚朋友被套牢。其實，早在2011年八九月份，大廈將傾的苗頭就已經顯現，鄂爾多斯已經開始流傳著民間借貸崩盤的消息，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誰也不會相信。
最先倒下的是一個叫蘇葉女的女老板。蘇葉女來自鄂爾多斯農村，據說大字不識幾個，靠著借資創辦了美容院，然后又通過高利貸融資開火鍋店和大酒店。靠著那些年鄂爾多斯狂熱的消費，在賺了第一桶金后，蘇葉女以買煤礦、建五星級酒店的名義向社會集資，前后累計超過10億元。2011年9月20日，不堪忍受被追債的蘇葉女自己去公安局自首，后來查明，她所說的煤礦并沒有買下來，名下追查到的資產只有不足4億元。為了維系她的宏偉藍圖，蘇葉女很講排場，號稱擁有17輛豪車，可公安機關追查下來，她名下只有一輛普通越野車。蘇葉女案發后，當地公安機關組成了超過80人的專案組，成立了“打非辦”（打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辦公室），開始全面清理民間融資，人稱“九月風潮”。
其實，在這之前的2011年8月份，為了摸查當地的民間借貸情況，鄂爾多斯市政府就在內部召開了一次會議。但會議內容不知被何人以短信形式泄露出去，一份“黑名單”因此在社會上流傳開來。“黑名單”將融資老板分為三類，分別是即將崩盤的、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和抗風險能力一般的，公安機關對其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風聲鶴唳下，恐慌情緒蔓延，9月24日，中富房地產公司的法人代表王福金在一間廁所上吊自殺，他之前曾擔任過鄂爾多斯東城區法院院長。之后短短三個月內，又有四五名牽扯到民間借貸的人士自殺身亡，有幾位還是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
到2011年底，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崩盤已成定局。推向高潮的是一家叫昊達的公司，老板白昊40歲左右，是烏金煤業的負責人，來自鄂爾多斯下轄的伊金霍洛旗。早在2005年，白昊就通過他的妻舅高源向周圍的人融資，“說是他外甥有煤礦、電廠和地皮”。高源是神東醫院少兒分院的副院長，所以最初就從醫院的同事們開始。到2008年，白昊成立了昊達投資公司，專門用來向民間融資，印刷的宣傳冊聲稱“公司在陜西、鄂爾多斯擁有多處大型露天煤礦，并在包頭開設了專屬大型儲煤廠，儲煤量達6萬噸左右”。來放款的人越來越多，到2010年高峰期時，比銀行還熱鬧。到2011年12月資金鏈斷裂時，公司的融資規模已經超過20億元，涉及上萬人，成為當地融資規模最大的案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