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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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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紐約、華盛頓外的地區，到底誰在研究或關注這場所謂的“危機”，我不得不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編者按：世界大國在國人眼中仿佛必須是英、美等發達國家，他們似乎已經成為了人類文明的標桿，不可企及的目標。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通過行走世界的日記與思考，指出國人對世界大國的看法。
2008年危機之后，一股恐慌感似乎在整個美國蔓延，統治美國輿論喉舌的幾家主流雜志就像是商量過似的，用意境相似的圖片、新詞和頭版標題勾勒出末日來臨的場景。
我走進偏居中南部得克薩斯州小城沃思堡的一家名叫Barnes& Noble的書店，那本剛剛出版的《時代》周刊，用“1929年經濟危機”的老照片作為封面，差點讓我以為這個小城是如此“不跟潮流”，幾十年前的雜志竟然還在出售。
而《新聞周刊》的封面上，則赫然寫著拇指大小的“如何修復資本主義”幾個字，并注明請了丹尼爾 格萊瑟、羅伯特 薩繆爾森、雅各 衛斯伯格、弗蘭西斯 福山四位“大牛”，分別著文，想為美國對癥下藥。
在做了一些思想斗爭后，我還是花了9.9美元，買下了這兩本雜志，義無反顧地為其增加一點發行量。不過，當我試圖寫下關于美國主流媒體對此的論述時，我就開始后悔花這個冤枉錢了。
如果你僅靠這兩本雜志評論美國金融危機的話，顯然是不夠的，最好還要買《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紐約客》之類的刊物，那樣可能更全面。但問題在于，當我從瀏覽這兩本雜志的專注中抬起頭來時，看到的情景出乎我的想象。
在這家被我們團的美國官員稱為“美國中南部最大的書店”里，我發現，這些一直被我們中國人看作美國媒體代表的幾本雜志，僅僅占所有雜志1%不到的貨架空間，而且并不受人關注。在一旁的沙發上坐著的或是長達10多米的雜志架旁站著的美國人，看的都是健身類、生活類、娛樂類的雜志，沒有人在閱讀那些精英雜志，以至于我花了數10分鐘站在那里閱讀的樣子，顯得有一些另類。
更重要的是，在這家面積約兩三千平方米的書店里，我幾乎找不到關于金融危機方面的書籍。如果可以籠統計算的話，大約有1/4的書都是虛構類小說、1/6左右是孩童類讀物，還有1/6左右是圣經教科書、1/6左右是旅游類書籍，最后剩下的1/4書架上，至少還有一半以上是心理學、生活、歷史類的書籍，政治類的書籍除了奧馬巴和麥凱恩以及其他名人的傳記外，幾乎少有一些現實題材的書籍。
那些類似于中國《貨幣戰爭》的書，實在是鳳毛麟角。而中國類的書籍，除了找到兩本毛澤東和周恩來傳記外，剩下的就是中國旅游手冊。
一切都是風平浪靜。你要問起這個城市的每一個人——事實上，我不止一次問過出租車司機、酒店前臺的服務人員、大學教授、牛仔城的侍從——他們都會振振有詞地回答那些媒體上天天滾動播報的陳詞濫調，比如，布什的錯誤政策、7000億美元怎么花、金融危機給奧巴馬帶來機會，等等，但是，在紐約、華盛頓外的地區，到底誰在研究或關注這場所謂的“危機”，我不得不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事實上，在書店里上上下下瀏覽了兩三遍后，讓我想得更多的，不是美國的所謂“金融危機”，而是美國人這種“趨內性的”自我意識：不是自己周邊的事，我不關心；不是送到我眼前的信息，我不關注；不是影響到自己的事故，我不關切。
從長期看，這些是否將會使美國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種“歷史律”中：不關注外部世界，終將會導致國家的衰落。在我身處美國的一個星期里，似乎處處都在應驗這個“歷史律”。我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中國東晉年間的“清談”之風和清末的八旗子弟之“紈绔”。
到底誰在關注金融危機？沒有人，至少在這個小城是這樣的。我走出書店，周末的夜晚，讓沃思堡難得熱鬧，那個名字意譯為“陽光舞動”（sundancesquare）的廣場，果然名副其實，到處都是人頭攢動，數以百人計的啤酒派對，西部風格的搖滾樂隊，演奏著瘋狂卻動聽的曲子。迎著和煦的微風，我絲毫沒有感覺到，當前是有些媒體所說的“美國處在最危難的時候”。
繼續一個人行走，我非常喜歡這種感覺。每到一個陌生城市，或者百無聊賴時，我都會用這種漫不經心的“11路車”方式。前面那個名叫“柯切納”（Cocina）的酒吧人滿為患，外面還零星站著至少10個人，一邊聊天，一邊張望著到底有沒有人從里面出來，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等座位”。中國人不會陌生。
對面又走來一群人，同樣數以百計，陸陸續續地從不遠處那座高達20層的停車場走過來，個個衣著光鮮，男的西裝革履，女的身著晚禮服，急匆匆地奔向我身后的那個劇院。這種不約而同地“趕場”，讓我相信，在這個路寬人少的城市里，人們都是掐著表從家里出發，分秒不差地趕到劇院，或者參加周末的派對。這就是美國人所謂的“確定性”。
對于“確定性”這個詞，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美國《新聞周刊》前駐京記者安思喬對我說的。那時，我邀請他到報社做客，參加一個主題是“老外講中國”的圓桌論壇。他提前半個小時到了，然后開始自我調侃說：“你知道嗎？在北京，甚至在中國，每天發生的事情都太不確定。今天我開車到這里，只需要20分鐘，但是，明天說不定就需要一個小時。”當時，我還不能完全理解這種說法的深層含義，現在走在這個美國中南部小城的路上，看著那些幾乎同時到達一個地點聚會的人們，我才開始真正理解“確定性”在美國人生活中的含義。
但是，更關鍵的是，美國人對于娛樂、周末派對的一如既往，讓我有理由相信，這場所謂的金融危機或許僅僅是一場華爾街危機。我們無須用數據、理論和金融現象來說明問題，只要用眼睛掃一下華爾街以外的地方，便會很直接地得出這個結論。
在華盛頓，我曾經這樣問過一位令我信服的華人學者：有中國人認為，這是美國人的一次金融陰謀。這位學者立刻否認：不是，絕對不是，這是美國整個金融大廈的倒塌。但是，對于美國老百姓來說，如果沒有買股票，不從事金融業，這種需要僅僅7000億美元來拯救的危機，到底有什么沖擊呢？難道真的能動搖美國高達14萬億美元GDP的經濟大廈和高達200萬億美元的金融堡壘嗎？我這個“經濟盲”，實在搞不懂這一點。
我的大腦中又跳出兩件事。一是9月末，瑞士蘇黎世銀行北京首席代表劉志勤先生給《環球時報》國際論壇寫的文章中說道：金融危機再大，也沒有影響總統選舉的熱潮以及最近美國高爾夫球賽的如火如荼。另一件事則是，在我來美國之前，一位美國外交官朋友對我說，他反對救市，因為那是用老百姓的錢，去補貼那些金融精英。所以，從我所經歷的事實看，我寧可相信，這只是一次美國精英和權貴集團的“苦肉計”：一邊哭窮，要求全世界為他們埋單，一邊大魚大肉，躲在被窩里偷著樂。
不過，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否參與“救市大行動”，根本不取決于是否有必要救市，而是取決于世界權貴之間的權力合謀。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質疑的嚴重問題。但是，沒有人能說得清。
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著有《大國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記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