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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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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低碳城市化，我認為，首先宏觀上要把我國的960萬平方公里進行主體功能區劃分，這樣，低碳城市化的實現才能“從上而下”，如果上面的國土單元劃分不是很清楚，到城市單元劃分的時候可能就是錯誤的，問題就大了。
城市化是一個人口聚集的過程。理論上講，城市集中化應該比分散的農村居住更加低碳。因為分散就會耗費更多的資源。在同樣的生活水平下，現實中的城市生活是高碳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進行功能劃分。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過分追求GDP導致大城市的蔓延，農村迅速變成城市，但農村人口仍然沒有在城市居住，這造成城市沒有低碳，農村也沒有低碳，這是目前我們比較大的問題。另外，原來的主體功能區中沒有把低碳城市、低碳經濟放到主體功能區里，所以這也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
我認為，現在一定要讓主體功能區和低碳的發展相吻合。在考慮資源承載力的同時，把低碳發展的理念放進來，我們對主體功能區的看法就會產生一些變化。比如禁止開發的地方，以前是養起來，但用低碳的理念看，它就是有價值的。不久前，我們做了三峽庫區的研究，體會非常深刻，因為它本身是一個低碳的區域，是很重要的碳匯資源，是一個財富。因此，應該把資源環境承載力和低碳發展能力以及我們的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和人口規模統籌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主體功能區本身要走低碳經濟的道路，應對氣候變化，減輕資源環境的壓力。在主體功能區劃分之后，比如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并不是說就不能發展經濟，只不過是要發展低碳經濟，而不是走高碳模式的道路。限制開發的地方，我們要著重強調碳匯，促進人口的轉移，發展特色產業等一系列的東西。禁止開發區要注重碳匯，要把碳交易納入到生態補償機制。
從優化開發區和重點開發區的戰略來看，我們認為重要的是怎么去減碳。大衛·柏林伯格先生講到的深圳的南山就屬于優化開發區，這樣的地方首先調整產業結構，修復生態。他提到了農民在生產的廠房上種樹，其實就是修復生態。當然在交通上、人口轉移上也要采取相應的手段。在重點開發的地方，我們認為可以產城融合，這個“產”是低碳的產業，跟城市的發展結合起來，要使用低碳的能源。老城改造、新城開發、工業園區，我們稱之為低碳城市的三套馬車。這三套馬車是我們實現低碳城市化的很重要的支撐。
我們現在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只講到財政支持，轉移支付，科技支持等政策，其實，一系列的政策體制是保證主體功能區和低碳結合的重要因素。第一就是考核?，F在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用GDP衡量地方政府，我們講科學發展觀，但落實到考核的時候，哪個地方都是以GDP衡量，沒有辦法低碳。第二，就是人口減載。只有讓人口轉移出去，地區的差距才會漸漸縮小。第三，更重要的就是公共服務。盡管大衛·柏林伯格先生介紹的美國的蔓延式城市化模式不好，但是村莊里能做到低碳，公共服務跟城市一樣，那么這就會讓它非常有意義。否則，這樣的低碳就會是落后的。
所以，低碳化主體功能區劃分的落實關鍵是政策，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和碳交易機制。應將低碳發展的理念滲透到主體功能區的全過程。只有這樣的全過程實現了，才會實現自上而下的低碳發展和城市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