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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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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唐任伍認為中國城市化從1949年開始的60多年間，經歷了起步、停滯、探索、發展幾個環節，對民生的改善也經歷了曲折歷程。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60多年的城市化過程是對農民民生的侵蝕過程。
唐任伍認為，這種侵蝕大致經歷了四次。
第一次是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用廉價的農產品和農業稅，通過統購統銷的方式，侵蝕和剝奪農民的民生。眾所周知，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一窮二白，農業國家缺乏資金，主要依靠你也來積累資金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農產品低于它的價格工業品高于它的價格的剪刀差和農業稅，成為城市化資金的主要來源。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以后，農民承擔的的價格剪刀差“暗稅”和農業稅“明稅”稅率超過20%。有學者估計，這一階段工業化、城市化對農民財富的侵蝕和剝奪最少達到4481億元，最高達到7000億元。據統計，“1953—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25年間，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總額估計6000—8000億元。而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9000億元。”
由于這種長時期的侵蝕和剝奪，使得中國農村極其貧困，每個人民公社平均僅剩2715.9萬元財產，除去地產只有534萬元；每個生產大隊集體積累不到1萬元；每個農戶平均擁有財產不到550元；廣大農民食不果腹，1958年到1962年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基本上都是農民，1978年全國農民年平均只有口糧124公斤。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年平均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74.67元，其中2億農民不到50元，有1.12億人每天只掙得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掙一角三分錢，2.7億人每天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但分毫未掙，還要倒欠生產隊的錢。大多數農民家庭家徒四壁，一貧如洗，1978年有新華社記者到安徽鳳陽縣前五生產隊采訪，10戶人家4戶沒有大門，3戶沒有桌子，68人中46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志愿軍的史成德，全家7個孩子10口人，只有3個缺口碗。據統計，1978年全國2/3的農民生活步入50年代，1/3的農民生活步入30年代。正如當時一段鳳陽花鼓詞里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沒有糧；一日三餐喝稀湯，正月出門去逃荒。有專家認為，1949到1979年的城市化進程中，通過農業稅、工業產品剪刀差、銀行儲蓄從農民手里拿了30多萬億。
第二次是通過將城市大量過剩人口推向農村，與農民爭資源爭工分，直接對農民進行實物上的掠奪，降低農民的民生水平。由于背離客觀實際，在工業化水平還不能容納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時，為緩解城市過剩的勞動人口，政府沿襲封建社會時期將異己者進行政治流放和屯墾戍邊的疏散方式，把農村看做一個可以藏污納垢的垃圾場，認為它可以容納、消化任何“政治排泄物”。1949年之后，大量城市過剩勞動人口被清退到農村，每次政治運動都有大批異己分子被發配到農村，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化”運動，1964年的“四清運動”，大批的所謂“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遣送到農村，甚至像彭德懷、劉少奇這樣的政治高層在斗爭中失敗后也向毛澤東請求到農村去種地。1965年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政府將將過剩的城市勞動人口轉移到農村去，農村無法一下子消化大規模的人口，當時大部分農村的勞動力本來已經富余，土地有限，增人不增地，農民抱怨說：知識青年來，就是奪我們的口糧，搶我們的飯碗，害的我們個人收入減少了。如廣東臺山縣，勞動力已經太多了，以致農民不得不輪流出工。可以說，知識青年對于農村來說是個負擔，使原本糧食缺乏、生活貧苦的農民雪上加霜，給農民造成負擔，官方資料對此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于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城市中的知識青年也是受害者，他們違背自己的意愿，被迫下放到人生地不熟的農村，飽受著民生困苦的煎熬。大部分知識青年在農村無法自給自足，據潘鳴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1968-1980》一書所整理的資料，“大多數知青從來都做不到自給自足。1972年在吉林只有28%做得到。其他的都欠著生產隊的錢，每年跟父母要60到100元。到了1977年，由于1973—1974年的改革，情況得到改善，57%可以自給自足了。在上海，197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仍然留在外地的24萬知青中，有一半不能自給自足，另一半所賺的僅夠糊口，在某些貧困地區，非自給自足者的比率達到80%。”于是，不能自給自足的這些知識青年，要找吃的填飽肚子，就經常到農民家偷蔬菜、偷雞鴨、偷狗，偷集體的糧食或水果。時間久了，這批見識過文革造反和武斗、并接受了無法無天教育的中學生知青，逐漸開始不安分起來，偷雞摸狗、打架斗毆等等一些胡鬧行為，慢慢地成為流行趨勢。……那時在男知青當中，沒有偷過貧下中農的雞，是膽小鬼的象征，會被別人嘲笑，所以，為了不被別人看不起，無論如何都得去體驗一回，有些知識青年甚至明火執仗地去搶。受過害的當地農民，敢怒不敢言，對知識青年總是心存戒備和畏懼。城市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所作所為，對當地的農村青年也造成了心理上的創傷。
就國家這方面來說，上山下鄉違背了世界人口從農村向城鎮遷移發展的基本規律，形成全國性的城市農村人口倒流，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按國家的人口管理辦法，國家按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別管理，農民不吃商品糧。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大量的城市青年由國家財政出錢安排到國營農場、林場和各省在農場局基礎上組建的生產建設兵團，成為拿俸祿的國家農業工人。國家給去農村插隊的青年也安排了住房和其他補貼。10余年間，國家共計花費了300億元寶貴的財政資金，最后弄得多頭不滿意。到城市經濟恢復后，國家又從農村招收了一批農民進城當工人，將農民改為吃商品糧拿工資，這就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
城市農村人口倒流的上山下鄉運動，還降低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十幾年國家沒有正規地進行高等教育，導致我國的人才斷檔；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大批青年集中下鄉，毀林開荒種地，圍湖填海造田，在不適宜糧食種植的貧瘠的黃土高原和內蒙古草原種糧，造成土壤沙化，內蒙古地區兩千多萬畝草地沙質化，四千多萬畝草地退化，黑龍江地勢低洼的沼澤濕地三江平原濕地從20世紀50年代的34000平方公里因縮減到2002年的4490平方公里，濕地中100多億立方米的地表水流失了87億，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惡化了民生環境。
第三次是城市對農村人才的剝奪。人才是民生改善和發展的根本，1978年恢復高考以后，大批農村優秀的青年人通過上大學和研究生，絕大多數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成為城市中新的成員。城市的發展，大量的建筑、環衛、物業、家政服務等行業興起，需要大批的青壯年勞動力，于是健康有活力的青壯年勞動力又以農民工的方式加入到城市。人才剪刀差則抽走了鄉村精英。這種人才的“抽水機效應”層層抽取，村里的能人到鄉，鄉里的能人到縣，縣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滬穗等大城市，廣大農村成為“人才空地”，人才空心化日益嚴重，農村民生改善和發展被釜底抽薪。
第四次是城市化對農村土地的剝奪，進一步削弱農民民生的改善和發展。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大量的土地被低價從農民手中征為政府所有，然后政府又以高價賣給開發商。據估計，政府運用這種“土地剪刀差”，從農民手里剝奪了39萬億元，為城市化積累了大量資金。如果加上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新中國6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從農民手里剝奪了將近70萬億來支撐城市化建設。
農民、農村、農業對中國城市化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城市化是建筑在犧牲“三農”利益的基礎上實現的。一項全國性調查結果顯示，農民的土地被城市化征用后，46%失去土地的農戶年人均純收入下降。失去土地進入城市的農民生活消費支出卻有增長，消費中商品性消費比重增大，除了一點補償費以外，缺少其他收入來源，失去土地后的農民的民生甚至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