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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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2年秋冬之交，猶如一陣強風刮過北京，似乎是一夜之間，各色人等——從官員到地產商，從學者到金融界人士，從媒體到規劃圈，突然開始熱衷于談論起新型城鎮化來。
在政府會議室，在大學教室，在豪華酒店，在各式各樣的茶館、咖啡館，人們以會議、論壇、研討會乃至沙龍的形式，熱烈地討論著這一話題。雖然誰也說不清“新型城鎮化”究竟是什么，但這絲毫無礙于討論的熱烈程度，似乎誰不參與進去，誰就將失去歷史性機遇。
這一切的源頭，不過是有風聲說，新一屆中央政府領導有意將新型城鎮化作為施政的突破口之一。其后，在當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這一“風聲”得到證實。
然而，僅僅是在30年前，城鎮化還是那樣的“不受待見”。
1980年，城市規劃學會南京年會曾將城市化有關問題寫進報告，以規劃學會的名義上呈中央，以期引起對城市化問題的注意及對其進行研究。但直到報告發出的10年后，國家的紅頭文件中才看到“城市化”三個字。這令一些曾經歷其事的官員、學者感慨不已。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城鎮化的認識過程的變遷，堪稱坎坷。甚至每一次認識的轉變，都可以視作其所處時代的鏡像。
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例，當時的中國并不認為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走向，而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一個城市現象。“當時從意識形態層面也比較傾向于認為，中國要走消滅城鄉差別的道路，恨不得一步奔向共產主義，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發展大城市；甚至認為，大城市是資本主義罪惡的根源，是各種‘城市病’的發源地，而且天真地認為，只要不進大城市，就不會有‘城市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清華同衡規劃設計院院長尹稚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這樣的認識，導致其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方針都是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適度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
“但城市化不是意識形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基本經濟規律問題：沒有一定的產業、人口聚集度，就不會有現代的公共服務體系的形成。”尹稚解釋說，因為消費人群大了，消費意愿才會多元化——這會促進公共服務設施的分化、繁榮，帶來更好的經濟運營效率和更好的公共服務水平。
時過30年，城市化雖然已成國家變革命題，可對城市化的認識問題卻并沒徹底解決。在這一輪的城市化討論熱潮中，有人將其視為擴大消費、拉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靈丹妙藥”，有人將其視為將帶來40萬億天量基礎設施投資的資本和地產狂歡，也有人憂心忡忡于其將淪落為又一輪官商共謀下的“新圈地運動”……
除了對中國需要城鎮化有共識外，對于中國新型城鎮化是什么、需要什么樣的路徑選擇，至今各界莫衷一是。作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規劃的實踐者，尹稚認為，城市化是有前提的：需要長期的教育投入做準備！
因為，城市化首先意味著人的職業的轉換。
（二）
盡管將城鎮化作為國家戰略命題，只是去年年底的事，且至今被廣為流傳和期待的城鎮化發展規劃、政策尚未正式出臺，但實際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在改革開放后出現過一輪——因為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而改革開放恰恰開啟了中國工業化的一次新征程。
上一輪城鎮化，體現在數據上，是中國的城市化率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不足20%躍升至50%以上——雖然這其中不乏相當比例的城市化“半成品”；體現在直觀感受上，則是涌動在深圳華強北的外貿跟單員、東莞泉州大連的紡織女工、遍布各地的富士康流水線上的電子裝配工、上海張江和北京中關村的IT民工……
如果說，導致中國上一輪城市化的初級工業化只需簡單的培訓就可讓來自中國廣袤內陸農村的年輕人尋找到城市里的工作機會的話，那么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而即將開始的新一輪城市化，將不可避免的與中國的工業化轉型相疊加——這意味著，其對勞動力的需求有著更高的技能要求。但遺憾的是，“農二代”們顯然并沒有受過比其父母更好的教育。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勞動力培訓、國民素質、教育體制，并沒有為工業化轉型和新一輪城鎮化做好準備。”尹稚說，“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工業轉型、推進城市化進程，勞動力素質就會出現巨大的反差。”
其可能的后果是，教育水平不高、職業培訓不足的“農二代”，根本不足以在大城市新的產業體系中找到合適的就業機會——如果處理不好，這批人就會迅速貧民化，變成城市貧民。
尹稚提醒說，現在談城鎮化最熱的、跳得高的，都是琢磨著怎么從里邊掙錢，而“實際上中國要支撐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首先需要政府從前幾十年的積累里掏錢出來解決長期以來城市發展動力不足問題”。
從國際經驗看，很多發達國家為城鎮化高潮到來做準備的時候，也都經歷了很長一段的教育投入量非常大的時期——達到GDP的8%，甚至10%，而中國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去年才首次勉強達到4%的“及格線”。
“如果政府準備以巨額投入的模式來推進城鎮化，那也絕不是綜合性大開發的概念。”尹稚強調，第一，重視中長線投資，投在教育上；第二，需要最急迫的改良性投資——基礎設施；第三，投在彌補城與鄉不同級別公共服務的巨大差異上。
“這是三個政府需要大量投資的地方，如果投不進去，或者形不成合力，就別指望內需能有大的增長、收入水平能有大的提高。”
（三）
一年一度的畢業季，總會有艱難的抉擇擺在畢業生面前：是漂在北上廣，還是“上山下鄉”、扎根基層？
中國的領導人，在城鎮化的路徑選擇上，同樣面臨著類似的難題：是發展大城市還是發展中小城市？
在1949年后的很長時間里，中國事實上一直討厭大城市，認為大城市是各種“城市病”的發源地，甚至以為，只要不進大城市，就不會有“城市病”。
以最為典型的北京為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城市總體規劃，就定下了嚴格的人口控制規模。雖然其后城市人口規模數度突破規劃而被迫對總規進行修編，但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初衷始終不變。對大城市的警惕與恐懼，是那樣的根深蒂固，仿佛與生俱來。
與對大城市的嚴格控制相反，政策抉擇似乎更青睞于發展中小城市。但在尹稚看來，那種希望以小城鎮建設為主、花很大精力擴充小城鎮，意圖通過發展小城鎮來吸納大學生就業，“基本是天方夜譚”。
“在這些地方，年輕人根本不會領略到現代經濟、現代生活、現代的城市文明，而是被打回原形。”尹稚說，“為什么前幾年因為成本問題很多人逃離北上廣，但回家過了幾年又逃回來？因為聚居點越小，機會越少，聚居的圈子也就會鄉黨化，變成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對于外來者、新進入者，無論是心理門檻還是進入成本都會非常高；只有是陌生人社會，才會創造新的東西，有各種機遇產生……城市意味著一種機會。”
那么從全球城鎮化的規律來看，什么人會到小城鎮去？
“城市里的成功人士。”尹稚解釋道，這批人有回鄉的沖動，有回到小城鎮干點事情的沖動，他們功成身退之后，會去小城鎮，從而把城市文明帶到小城鎮去。現在能所看到的美麗鄉村，都不是面朝黃土的農民留下的，而是成功的商人、官員告老還鄉后的貢獻。這一傳統也經典地維護了中國的城鄉之間知識、理念和文明雙向傳播，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相反，“大學生就應該去大的城市”。尹稚說，因為在城市里才有最充分的就業機會、充分的歷練機會。
中國社會當前的一大問題在于，既不允許城里人還鄉，又不歡迎農村人進城。在尹稚看來，這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鄉村社會的衰敗；第二，所謂的城市高端化的人口固化引發的嚴重的老齡化——當大城市都變成熟人社會的時候，只有權貴群體才能從中謀取更大的利益，基本上掐死了年輕人自我奮斗謀取上升的渠道。
在主張發展大城市的同時，尹稚同樣重視城市群的問題。“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很多城市自身的問題，是通過區域協作來解決的。”但不同于輿論對城市群發展緩慢恨鐵不成鋼式的不滿，尹稚更強調城市群的自發性。
“所有發達國家走過的歷史都證明，城市群的形態是經濟發展到一個階段、由市場交織共同催生的，而不是人為捆綁。”尹稚說，“城市群的出現和城市化一樣，是經濟發展自然的演變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