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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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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慶農村老家進城打工的那一年，黃江保剛滿24歲，還是個毛頭小伙兒。對于這個城市，一切都是陌生的。
如今，黃江保41歲了，孩子也已跟著進了城，大女兒在合肥重點中學上了高中，小兒子也讀到了初三。“雖然現在生活苦點，但看到孩子的教育有了著落，我的心踏實了不少”黃江保說，從過去的一無所有，到現在基本生活條件都有改善，農民工的日子越過越好了，“現在就盼著城里的各項保障能更接地氣，讓我們農民工也能一樣享受，有了保障，融入城市就真正有了希望。”
盼：看病更有保障
苦點累點倒不怕，可一旦生病，這點工資根本不夠折騰
“剛到合肥時，人生地不熟，我算很幸運了，通過老鄉介紹在一家私人家具廠打工，好多人來合肥打工光找住的地方就折騰個把月。”回憶起進城時的情景，黃江保言語中滿是感慨，“吃住都在廠里面，可不敢指望有什么好條件，吃飯就是米飯就青菜，睡覺夫妻倆擠在不到一米寬的小床上。”
“我瘦嘛，要不就擠不下了。”老黃不忘調侃。
黃江保說，剛到廠里的時候邊學邊干，根本沒有錢賺，住的地方是郊區城中村，又吵又臟，與想象中城里的生活差得太遠。
“后來我和妻子分頭去了陜西和河南做手機生意，想法很簡單，就是多賺點錢。”黃江保告訴記者，“哪想到生意更難做，起早貪黑進貨鋪貨，最后不僅沒賺到錢，帶出來的本錢也賠了不少。”
“不能空手回家啊，夫妻倆就硬著頭皮堅持。母親身體不好，有一次在家犯病昏迷了兩天，當時小兒子出生了正交給母親照應，孩子也兩天兩夜沒的吃。”說到剛進城的日子，黃江保搖搖頭，40多歲的漢子眼眶也濕了。
夫妻倆想想，終究還是放心不下家里人，在外折騰幾年后，2000年回到了離家近點的合肥打工，再次進入了家具廠。
扛板子、上電鋸、訂柜子，黃江保一米六的個頭扛起大木板呼呼喘著粗氣，豆大的汗珠沿著略顯蠟黃的面龐不停往下掉。
“早上6點多就得起床了，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不覺得累，能賺錢就行，現在咱夫妻倆一個月的工資靠近5000元了。”黃江保樂呵道。
黃江保說，在城市里打工，苦點倒不怕，夫妻倆都撐得住，可就怕生病，病了不能干活，去醫院也看不起。
“他身體也不好，有胃潰瘍，還有血管瘤，讓他去看他就是不去，怕花錢，也怕耽誤工作，就在小診所隨便拿點藥。”妻子何愛青剛開口，黃江保打斷道，“都是小毛病，不礙事的，你別太擔心了。”
妻子不說話，扭過頭去，偷偷抹了把眼睛。
黃江保告訴記者，身體確實有些毛病，但不敢去大醫院看。“現在一進醫院門嘩嘩就是錢，隨便做個檢查都得上百元，這么點工資，實在不敢去折騰，還有倆孩子在合肥上學呢。”
“沒有醫療保險么？”記者問。
“戶口在老家，上了新農合，現在安徽政策好了，也可異地就醫報銷，不過要住院才能報，我哪有那時間呢！”黃江保說，跟城里人相比，報銷額度也有限，自己還得掏不少，想想倆孩子，還是忍了。
憂：干活沒有保險
維權我們心里沒底兒，大多數進城打工老鄉沒有“五險一金”
“進城后也換了幾份工作，都是私人小老板，工資起起伏伏，全看企業效益。”黃江保說，打工這些年還沒遇到老板不給工資的，拖的情況倒有，企業效益不好的時候，有時候幾個月發不出工資來。
“就沒擔心老板不發工資嗎？”記者問。
“擔心啊！怎么不擔心？有個老鄉跟著老板干了一年，說年底一起發獎金，可到了過年，老板跑了！一年的血汗啊，就這么沒了。”
“這些年最大感受就是心里沒底兒。我不知道啥維權，就知道不發工資就圍著老板要，發了才干活。”老黃笑笑，只會這土辦法，所以有時候不得不換工作。
“丟工作不怕，反正工作就是為了賺錢，現在找個差不多收入的工作倒不難，到處都缺人呢。頂多換個地方住，搬家就是了，早習慣了。”老黃說得很爽氣。
“養老保險啥的廠里給交了么？”
“沒有，廠是私人小老板，征得我們同意說是額外給我們發幾百塊錢，就不專門給買了。要說讓我們自己去買，說實話也舍不得，幾百塊錢可以給孩子加好多餐肉呢，再說老板給的也不夠。”黃江保說。
“干活沒有保險，會有擔心么？萬一出現工傷咋辦？”記者問。
老黃沉默了，或許還沒有想這么多，或許是真的擔心起來。
“咱們算好的了，一起進城打工的老鄉，就幾個人廠里給買了‘五險一金’，大部分人還沒有，咱們老板多少還給點補貼。”何愛青說，城里人有最低生活保障等，但農民工有沒有，自己也不清楚。
“別著急，都會有的。咱們還年輕呢，養老的事不著急，年紀大了實在留不下就還回農村。”老黃從沉默中恢復過來，依然笑笑，“現在咱倆每個月掙得肯定超過那啥最低工資標準了。”
喜：教育機會一樣
兩個孩子能在城里上學，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待遇，是最幸福的事兒
對于好多進城打工者來說，讓孩子進城上學，是他們最直接的想法和最迫切的愿望。
記者了解到，根據合肥市包河區最新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方案，打工者只需提供在區域內的暫住證或居住證，并已居住1年以上，子女便可以進城入學。
“剛開始沒錢，戶口在老家，孩子在城里也上不了學，就讓家里老人帶。”黃江保說，“后來工資逐漸漲了，于是在2003年的時候，把女兒接到了合肥。”
黃江保告訴記者，女兒剛來的時候最愁的就是上學問題，幸好遇到當時合肥市包河區正建設農民工子弟學校，于是就將女兒送到了最近的葛大店小學上學。
“后來兒子也進城讀書了，兩個孩子能在城里上學，那是一家人進城后覺得最幸福的事兒。”妻子說。
“現在孩子可以就地入學，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樣的待遇，這解決了我們最擔心的問題，其他再苦再累也不怕了。”黃江保說。
黃江保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每月收入4000多元，倆孩子住校，每個月生活費1800元，參加培訓班每月400多元，城中村的房子每個月300多元，這還不包括夫妻倆生活費和孩子買衣服等其他開銷，每個月余不了幾個錢。
“壓力這么大，為啥還要把兩個孩子都接到城里上學啊？”
“鄉下的教育哪能跟城里比啊？現在咱們算趕上好機會了，合肥政策好，孩子可以享受一樣的教育機會，每年還有1600元的貧困補助。兩個孩子現在上的都是重點學校，就算再辛苦也要供著他們，那是我們全家的希望！”黃江保吸口煙，從低矮的出租屋走出去，合肥下了一天的雨，已經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