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名義工資大幅增加,從1995年至2012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年均增幅約在13%左右,其中國有單位增幅較快,其次是集體單位,最后是民營企業。
工資增長反映了勞動力價格變化,從1995年到2010年,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大幅增長,提高約6個百分點,而自90年代中后期我國工資開始加速上升。到2015年我國人口紅利消失,到2030年人口可能出現負增長,這意味著未來5年—20年內勞動者報酬快速增長的態勢或將逆轉。由此判斷,未來短期內勞動力價格將取決于由勞動力轉移所主導的勞動力要素市場供需變化。從中長期看,決定勞動者工資的因素可能由“勞動力轉移”演變成“人口紅利消失”。當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到達峰值后,人口撫養比上升,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速放緩,與之伴隨的是工資增長放緩。
勞動力成本上升,終端產品和服務價格不一定上漲。勞動力成本向終端價格傳導要經過四層過濾:勞動力成本占生產成本比重、勞動生產率變化、供給者利潤彈性、流通環節利潤彈性。在終端產品中勞動力成本占比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慢、供給者和流通環節利潤彈性小,這種情況下勞動力成本增加更容易形成物價上漲壓力,反之則不然。
首先,勞動力成本向終端農產品價格傳導有限。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加快,低端勞動力稀缺將使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增加,由此導致的人工成本上升將使農產品生產成本增加。事實上,農業補貼已成為農民收益的重要來源,可部分抵消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價格的沖擊,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
在農產品價格構成中,物流費用高,若降低物流成本,則可大大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2010年11月中旬停止征收鮮活農產品高速公路收費等措施對抑制農產品價格立竿見影,也驗證了這一點。
其次,勞動生產率提高抵消制造業工資上漲帶來的通脹壓力。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工人名義工資也在大幅提高。從2000年到2009年,制造業人均平均工資由8750元增長至26810元,漲幅超過200%,年均增速13.2%。但若考慮上勞動生產率進步,僅有1.9個百分點的勞動力成本漲幅向終端傳導。
從企業利潤看,近年來工業企業利潤并沒有顯著下滑,平均利潤增速保持在30%以上,這表明工業企業工資上漲尚未侵蝕企業利潤,企業更多增加資本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消化勞動成本上漲的影響。
雖然整體上工業企業利潤下滑不明顯,但是勞動力成本上漲對不同類型的企業影響并不完全相同。對于勞動密集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私營中小型企業、微型企業,利潤微薄,其傳統競爭優勢最根本上還是建立在低廉勞動力基礎上,目前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勞動力成本的微小變化都會對其利潤造成很大影響。因此,勞動力成本上漲對此類加工企業影響不容小覷。
我國對外貿易以工業制成品為主,隨著整體人口素質提升以及“倒逼”產業升級,出口產品的品質和結構將更上一個臺階,這將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產品議價能力,由此導致的產品價格上升更多地是因為產品擁有更多科技含量,而不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傳導的結果。實際上,在產能供給充足的背景下,勞動力成本上漲的部分更多地是在傳導鏈中被企業消化吸收。產業升級也意味著,過去依靠壓低要素價格補貼全球的模式將會逐漸消失。
再次,服務業勞動力成本上漲更容易向終端價格傳導。服務業屬勞動密集型行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慢。在結構上,隨著低端勞動力新增供給減少,低端服務業將首先表現出價格抬升的趨勢。從全球視角看,愈是發達經濟體,服務價格愈高,人工成本愈昂貴,這也預示我國服務價格重估或將步入快車道。
總體看,按照勞動力成本上漲對終端產品影響程度大小排序,農業最大,其次是服務業,最后是工業。未來,隨工資增長勞動力成本壓力將擴散到更廣泛的經濟部門。
本世紀頭十年我國共經歷三輪通脹周期。由于煤電油運等要素資源價格尚未完全放開,拉升通脹最主要的還是食品價格上漲。
在農產品生產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高。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減少,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價格上漲應是大勢所趨,這也是投機資金熱衷炒作農產品的根源。在具體形式上會表現出農產品“此起彼伏”式交替漲價,影響整體物價水平。
因此,勞動力成本上漲對通脹的影響更多是通過農產品漲價表現出來,而服務、工業品價格中勞動力成本漲價因素對通脹影響較小,主要原因還在于人工成本占比相對較低,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對較快。
勞動力要素市場供求變化決定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一定時期內會引起物價水平上升。但勞動力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報酬增加,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完成經濟增長動力由外需向內需的切換。
收入增加將成為我國由世界工廠向世界消費中心轉變的契機。未來在較長時間內勞動報酬仍將繼續快速增長,若不解決消費問題,儲蓄仍將繼續增加,投資旺盛導致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膨脹最后不可避免走向破滅;但另一方面,擴大消費的時機和條件也將日益成熟,未來應通過完善土地財產稅保護、政府考評、財稅等多方面的管理體制,真正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