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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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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社會和文化觀念有多大的阻力，鄒子龍等人的選擇已經向中國的教育和中國社會提供了新的選擇，改變中國的教育，把更多的大學改成技術學院，把大部分資源用于教育和培養各行各業的技術型人才。只是，不知鄒子龍等人的一小步能否換來中國其他更多的大學生的效仿和大學的醒悟，從而促成中國教育邁出轉型的一大步。
北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鄒子龍于2010年和女朋友到珠海三灶鎮種菜。今年5月初，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李嘉造訪他的農場。目前，當地政府為他們修了馬路和沼氣池，并帶去了技術專家。鄒子龍種菜采取的是CSA模式，即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直接溝通，不通過超市、批發商等中間渠道，把城市社區居民和有機農場直接連接起來，自己組織“市場”。
無論是鄒子龍還是多年前的北大畢業賣肉的陸步軒都是對中國目前教育的一種自我矯正和糾偏，特別是對今年的大學生就業最難有深刻的警示和啟發作用。目前，699萬高校畢業生只有不足三成的就業簽約率，就業形勢嚴峻程度遠甚于往年。
實踐證明，如果大學不能對受教育者在精神和就業上提供升值，這樣的大學就沒有必要存在，而在中國，這樣的大學和專業目前是太多了。中國的大學從1999年擴招就讓無數的畢業者陷入了就業的陷阱中，因為他們所學的專業要么是社會不需要的，要么在中國的市場已經人滿為患。換句話說，中國現在是沒有技術和技能但只有書本理論的大學生太多，而且大學生掌握的理論又大部分與社會脫節，而有技能并又受市場歡迎的技術工人和技術農民太少。
與一個成熟的能面對和滿足市場的教育體系，如德國的教育相比，就知道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如何步入歧途的。德國教育的二元制體系早就為世人所熟知。二元制就是指德國的職業技術教育，中學畢業后青少年既可在企業里接受職業技能和與之相關的專業知識培訓，又在職業院校里接受職業專業理論和普通文化知識教育。
在德國，根據興趣和特點，中學生畢業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進入大學學習，另有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生進入日后與職業技術教育相關的學校，可以統稱為職業技術學院。但這大部分學生并不是因為成績差而被排擠到這類學校，也不會因為進入這類學校而降低受教育程度或減少日后就業機會，而且將來的工資薪酬也不比大學生低，甚至會更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德國汽車技師不僅是搶手的人才，而且薪酬要比一般大學畢業生高得多。
當中國培養的大學生不好找工作或找不到工作時，鄒子龍等人的行為就是一種對現行教育模式的自我糾正。如果不能學以致用，就應當在實踐中糾正并重新回爐，只不過鄒子龍選擇的是種菜職業，即當農場工人來學習和經營，這無疑向所有正陷入求職不得而萬般迷茫的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榜樣。
然而，這種樣本也許還不會被更多的大學生所認識和認同，不過，早在猶太人千百年來留下的創業圣經《塔木德》中就指明了求學和就業的極為明了的理念?？渴炙嚦燥埖娜耍任窇稚n天的宗教家更偉大；比起知識淵博、擅長學問研究的拉比，靠雙手養活自己的人更偉大。
然而在中國，當很多家庭付出了全家的財力供養一個大學生，并且當一名大學生4年苦讀之后讓其選擇當技術工人或技術農民時，這種落差是很不容易被接受的。所有的大學畢業生都愿意進入體制內，如果不是公務員，次的一點的也應是事業單位，或者是有壟斷地位而效益特別好的國企，并且要做白領。
正因為如此，賣豬肉的陸步軒會覺得不體面，“混得差”，為北大丟臉了。就連靠賣豬肉已成千萬富翁的北大畢業生陳生也表示，他們是北大的丑角，但“我們沒自殺、沒跳樓、沒出國，我們是正面的”。當富翁和有錢已經是一個人成功的剛性標準之際，一些北大畢業生還不認同自己的職業，還要堅持坐辦公室的輕松工作才是成功，也就不難看出為何中國的大學會培養出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因為大部分人的觀念都不認同《塔木德》的理念，也一直認為，只有躋身于權力機構和體制內，并且也要有錢才算成功。這也證明，中國的教育并沒有在精神上提高受教育者。但是，這也并非全是教育的過錯，而是社會和文化觀念的使然。
無論社會和文化觀念有多大的阻力，鄒子龍等人的選擇已經向中國的教育和中國社會提供了新的選擇，改變中國的教育，把更多的大學改成技術學院，把大部分資源用于教育和培養各行各業的技術型人才。只是，不知鄒子龍等人的一小步能否換來中國其他更多的大學生的效仿和大學的醒悟，從而促成中國教育邁出轉型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