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國在10多年前成為“世界工廠”的是農民工。他們為世界各地的商場生產消費者產品,而他們的工資比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時英國工人的工資還要低。如今,這個人數約2.2億的農民工群體本身正在成為一個有實力的消費者群體。這一根本轉變勢必推動中國的下一場重大經濟演變。
英國《金融時報》旗下調研機構《中國投資參考》(China Confidential)對中國各地1500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農民工群體2012年總共消費了4.2萬億元人民幣(合677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要更加直觀地理解這個數字,不妨作一些對比:它相當于印尼去年總消費者支出的1.5倍,或者比土耳其2011年總消費者支出高出23%。
這種轉變也是中國本身轉變的縮影,其原因既包括經濟到達拐點,也包括心理、社會以及代際的轉變。前述調查顯示,出生于相對富裕的90年代的“90后”,在花錢方面比“80后”和“70后”要大手大腳得多。他們花掉53%的收入,而“80后”和“70后”的這個數字分別為47.2%和38.3%。
農民工每月的可自由支配支出大部分用于購買大眾消費者產品,比如方便面、快餐、啤酒、無醇飲料、服裝鞋帽和手 機。盡管他們的品牌意識仍處于朦朧階段,但隨著收入的增加,他們正迅速形成對一些中外品牌的偏好,包括統一(Uni-President)和康師傅(Master Kong)方便面,肯德基(KFC)和麥當勞(McDonald's)快餐,諾基亞(Nokia)和三星(Samsung)手機,安踏(Anta)和李寧(Li-Ning)運動服裝,雙匯(Shuanghui)肉制品,雪花(Snow)和青島(Tsingtao)啤酒,以及上淘寶(Taobao)網購物。
這些朦朧的品牌意識令人矚目,因為這個群體僅10年前還幾乎普遍被城市居民瞧不起。記述農民工現狀的《工廠女孩》(Factory Girls)一書作者張彤禾(Leslie Chang)說,在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會引來無數農民工爭搶的時代,老板們對手下員工的鄙夷幾乎是毫不掩飾的。
張彤禾指出,在東莞(廣東省的制造業腹地)的眾多工廠里,彌漫著一種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中的氣氛:很多墻上貼著“貧窮地死去是一種罪過”、“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實踐出真知”等標語。類似地,招聘廣告也赤裸裸地寫道:“招銷售專員。能吃苦耐勞。獨生子女勿擾。”
這種局面已發生逆轉。從2010年開始,藍領勞動力市場已由供給過剩轉為供給短缺,新的形勢迫使雇主學著取悅工人,并用加薪和改善福利吸引更多工人為自己工作。《中國投資參考》的數據顯示,2012年,每月的藍領崗位空缺填補率都沒有超過75%。
勞動力市場的這種根本性逆轉,已促使農民工的收入迅速增長。只要藍領勞動力仍然短缺,這一趨勢就不太可能改變。的確,《中國投資參考》的調查顯示,農民工收入上漲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重要消費者群體——他們的月收入在2012年累計上漲12%,達到2995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過去10年里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9.3%。
從北京方面的視角看,農民工群體的消費實力對實現增長模式再平衡和推進城鎮化這兩個目標至關重要。就第一個目標而言,毫無疑問,農民工支出在促使增長模式由過度投資依賴型轉向消費拉動型方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55%由消費者支出貢獻,預計2013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將連續第三年超過投資。
農民工對于推進城鎮化也很關鍵。中國總理李克強已表示,城鎮化將成為中國未來10年最大內需來源。李克強計劃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獲得城鎮居民身份,從而有資格在福利分配方面享受更好的待遇。而福利待遇的大幅提高,進而將促進消費支出。
盡管中國政府仍未公布戶籍制度改革的細則,但有跡象顯示,許多農民工非常樂意在城市里定居下來。前述調查顯示,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2.2億農民工中,有1.31億人渴望成為城鎮永久居民。如果這么多人(大約相當于日本的總人口)真的在城市里定居下來,那么中國的命運在更大程度上將受他們的購買力、而非勞動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