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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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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引起全國對食品安全領域的關注,如今十年過去了,“大頭娃娃”的名字也逐漸遠去。然而這一事件帶來的影響絕非只有冰冷的數據,當地民眾對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兒經的改變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5月27日《瀟湘晨報》)
毒奶粉事件的警示意義當然不應輕易否定。正如新聞所描述的,當地民眾對于食品安全的警惕和育兒經都已發生改變,“去商店買食品主動索要收據或發票”“給孩子買進口奶粉喂養”……實際上,這種改變不限于當地民眾,毒奶粉事件后,整個社會的消費觀以及對食品安全的警惕,提到空前的高度,不僅人們的育兒經在逐步告別以往粗放的方式,對奶粉的警惕也輻射到其他食品領域,消費成為一種更加理性、審慎的行為。
趨于理性、審慎的消費觀,無疑會對奶粉產業嚴格自律形成倒逼,也會對監管者堅強把關責任形成驅動力,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改變,只是這種改變是否已經足夠深刻?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就埋在了國產奶粉信任闕如的市場環境中。可以說,毒奶粉帶來的改變,依舊只是一種消費意義上的變革,而非產業意義的。揆諸現實,在國產奶粉套貼外國品牌、違規添加、糾纏于行業標準等陰影之下,人們正在逐步逃離,在選擇羊奶粉、跨境代購等行為中,投出了自己的信任票。國產奶粉的信任寒冬,提示著那場傷害其實并未走遠,傷害背后扭曲的商業價值觀以及奶粉監管鏈條的罅隙,足以說明奶粉行業并沒有就此得到救贖。
實際上,奶粉行業的問題以及人們的應對之舉,只是代表性的互動模式之一。現實中,囿于對食品安全草木皆兵的惶恐,以改變生活方式的方法躲避問題食品的例子實在太多:比如與郊區田農對接,尋求綠色專供；或者避而不食；或者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牛奶有問題就自養奶牛,蔬菜有問題就在陽臺、房頂自種蔬菜。餐桌自救成為一種新趨勢,人們在對食品生產的介入中,獲得對食品安全的信任。這種生活方式的重構,本質上與“大頭娃娃”受害者家屬那種消費觀的重構如出一轍,它都代表了食品危機下信任無處安放的焦慮與逃遁。
對問題食品的逃離固然可以形成行業性的倒逼,不過這種逃離成本未免過高,而且在一個分工日益緊密的社會環境下,這種逃避本身不太可能,比如很多問題食品是源頭性污染的產物,自己養奶牛,不能保證飼料沒問題；自己種蔬菜,不能保證土壤無污染。食品安全上,不可能存在一個世外桃源,完全擺脫工業社會的各種污染或致毒要素。正因如此,對產業自律以及監管責任的反向叩問,才顯得如此重要,在食品安全上,人們都沒有理由以犧牲自我的改變來換取一種可能的安全。
不論如何,被毒奶粉改變的,不該只有消費觀,也不該只有一個地區的監管和產業生態。作為一個轟動全國的食品安全公共事件,毒奶粉事件應該促進行業性的徹底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