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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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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漸形成的，現在這種思路卻反了過來，是要用城鎮化來促進經濟發展，這樣的城鎮化，其效果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
國家發改委制訂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近日已由國務院批準。引人注目的是，《意見》對去年以來一直熱潮不退的城鎮化框定了大致的方向，并表示，今年內將召開城鎮化工作會議，而城鎮化規劃也將按計劃于今年年內出臺。
城鎮化已經被視為未來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抓手而受到了高度重視。面對這股令人激動的城鎮化熱潮，需要發出疑問的是，政府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應該充當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或者說，政府的重視對于城鎮化的發展能夠起到什么樣的實質作用？這是我們在對城鎮化抱以熱情的時候，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城鎮化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產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大量農民離開鄉土，進入工廠做了農民工。但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支龐大的農民工隊伍分化為兩個陣營：內地省份的農民大多背井離鄉，遠赴沿海地區的工廠打工，其原因是他們所處的地域經濟落后，無工可打，而這種長途跋涉的打工生涯不僅給他們的農村家庭帶來了很多痛苦，也造成了火車運輸的高度緊張；而在沿海省份的農民不出遠門就能尋找到打工的工廠，因此被視為“離土不離鄉”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沿海省份的一些小城鎮普遍得到了發展，今天，隨著創業期的完成，當地的大多數農民早已過上了與城里人并無什么不同的生活，城鎮化在這些地方早已水到渠成，成為現實，在內地很多省份仍舊界線分明的城鄉二元體制在這些地方已經模糊。
但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這股城鎮化大潮，從來未曾得到政府的重視，當局既未將其提高到政府決策高度，也沒有什么部門出臺一份規劃。因此，即使一些農民已經過上了城市生活，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盡管如此，回顧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卻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城鎮化的發展，它的主要動力并不在政府的推動，而是市場的一種本能釋放。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事實，那么在今天，當政府層面上對城鎮化期望以一紙規劃來對其進行統一部署，究竟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必須警惕的是，隨著城鎮化成為政府高度重視的一個發展方向，正為經濟增速下降而焦頭爛額的地方政府，是否會將其作為“救市”的法寶，將城鎮化納入到權力的樊籠之下？從本質上說，城鎮化必須基于農民的自我需求，但是，當政府需要推進城鎮化的時候，它是否會包辦農民的一切，從而將農民的自由表達也封閉起來？具體來說，當政府制訂城鎮化規劃的時候，又如何保證這些在想法上不與規劃合拍的農民的利益？如果保證了這部分農民的利益，規劃的制訂還剩下了多少意義？
政府是從事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但是，當城鎮化需要由政府來進行規劃的時候，事實上政府已經超越了它的職能，成為社會的設計者，而民眾的意志則無從表達。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是被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的引擎而得到弘揚的，在此次發改委出臺的《意見》中，就其強調的幾個方面來說，還是把增強產業發展放在首要的位置。但是，城鎮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漸形成的，現在這種思路卻反了過來，是要用城鎮化來促進經濟發展，這樣的城鎮化，其效果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很顯然，政府已將城鎮化當作一個功利性很強的目標。在政府的作用之下，城鎮化的百分點在未來數年內也許能夠出現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它將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什么？尤其是，它將給億萬農民帶來什么？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