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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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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首批90后畢業生走入職場，目前北京簽約率僅為33.6%———
力爭熱門專業，公務員等鐵飯碗；
忍住寒酸的薪宿條件，只為“離北京近一點兒”；
面對各類就業門檻，也有人一走了之
“2013年夏天，全國將有699萬高校畢業生邁出校門，這是歷年來畢業生規模最大的一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生于1990年。被認為獨立、反叛、個性張揚、自信而脆弱的第一批90后，面臨著“史上最嚴峻的就業季”。據權威部門統計，2013年北京地區高校有畢業生2.9萬人，截至5月1日，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簽約率為33.6%。而時光倒推到十年前，第一批80后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89.68%。就業求職，作為90后在成人世界里的第一盤棋，卻非想象中那般順利。到底是哪里絆住了他們的腳步？90后畢業生就業為何這么難？本報記者連日進行了調查走訪。”
四年前熱門專業就業前景已不樂觀
只是收到銀行柜員offer
但已很滿足
四年前，魏毅選擇了一所北京高校就讀金融學專業，這個專業的分數要比學校提檔線的分數高20分，“那個時候周圍的同學、老師和家長都說學金融好，學出來可以成為經濟管理類人才，我們班還有一些外省市當地的高考狀元呢。”魏毅說，當時她坐著公交車路過金融街，看著兩邊林立的金融大廈，還憧憬著自己有一天也會進入其中做一名金融白領。
然而，計算機、金融、建筑……這些曾是四年前高考報志愿者時的熱門專業，而在四年后的今天看來，當時的熱門專業就業前景卻并不那么樂觀。截至目前，魏毅所在學校金融系的130多名畢業生中，簽約的學生還不到一半，而魏毅算是其中簽約較早的一個，這要歸功于魏毅一個師姐對自己的提點。“師姐說現在找工作越來越難，要早作準備去爭取。”于是，早在去年年底，魏毅就開始參加一所銀行的培訓班，為的就是早點“占坑”，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經過筆試、面試、技能考試層層關口，魏毅終于拿到了銀行的offer，盡管崗位是前臺柜員，但魏毅已經很滿足，相比那些還在等待和尋找的同學來說，魏毅已經算是幸運兒了。
這一年，讓學生和就業指導老師感受最深切的就是用人單位崗位需求明顯少了。2013年北京地區高校有畢業生22.9萬人，同比增長9000人。然而就在應屆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的同時，由于宏觀經濟形勢疲軟的影響，應屆畢業生就業崗位需求量卻在持續減少。“今年明顯的感覺就是用人單位需求量在下降”，有著十多年大學生畢業就業工作經驗的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林林說，與去年相比，前來中國傳媒大學招聘的企業崗位下降了約15%。
非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不嫁”
就業崗位在不斷“萎縮”，而一些大學生對于就業的期待卻在不斷地“加碼”。王奇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學的大四畢業生，王奇所在的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由于需求相對緊俏，找工作也相對容易一些。從今年4月開始，王奇陸續接到了兩個軟件企業以及某部委事業單位下屬的一家電子企業的offer，但王奇都沒有接受。“我的理想是做公務員，”王奇說，“公務員社會地位高，而且發展前途好，如果我現在不努力，工作以后，可能就更沒有機會考公務員了。”而眼看著畢業在即，國考失利后，王奇說自己可能會先簽約一家可以解決戶口的企業，在解決北京戶口后，就可以有資格報考北京公務員了。
“非公務員單位不進、非事業單位不進、非國企不進”，在今年的應屆畢業生當中“非三不進”已經日趨明朗化，“如果說80后對鐵飯碗開始有些特別留意的話，那么一些90后則是非鐵飯碗‘不嫁’。”北京城市學院畢業生就業辦主任付麗麗說，學生對于就業的期待與整個社會的用人機制以及職業發展前景密切相關。
海歸也加入就業競爭行列
一向在就業方面有著“天然優勢”的海歸，今年也擠入了艱難的就業大軍。據了解，中國留學生的“新回國潮”已經到來。去年回國的人數已達27.29萬人，比前年多出近9萬人。相對于海歸求職者的增加，企業對于海歸的“胃口”并沒有相應“大開”。對企業來講，海歸外語能力的主體優勢已經喪失。多數企業表明心跡，不會在薪酬設定上對海歸有所偏愛。
1月份回國至今，面試過6家公司，涉及酒店、房地產、飲食等領域。本來楊濤對于求職的競爭壓力有所準備，但沒想到是被“沒有工作經驗”所打敗。在去某招聘會時，他想應聘人力資源專員，卻發現學歷上只要求大專以上，但工作經驗卻要足三年；一家地鐵公司招聘管理培訓生，覺得挺合適，想著可以積攢些工作經驗，但企業直接就告訴他：“真不能要你，教了你了，您肯定拍拍屁股走人，留不住啊！”
而讓楊濤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面試，面試官問：員工入職、離職都需要哪些手續、如何辦理？楊濤只能撓著頭回答：“這個真不知道！”之后盡管楊濤一再表明心跡在薪水方面無要求，企業還是當場告知很遺憾。楊濤說：“國外的人力資源是從企業戰略方面入手，而國內的多考慮人力勞資、績效考核，一些具體的經辦流程我壓根兒不可能學到，絕對跟國內脫節。”
40人共居一室只為“離北京更近一點兒”
低微月薪造就大量“集體宿舍”
“每次從床上爬下來，都會碰到旁邊床睡在下鋪的姑娘掛在床頭的一大堆東西，就因為這個，我們總免不了爭吵。”22歲的李曉溪（化名）作為北京某高校09級文學專業的一名畢業生，今年1月左右就離開了校園，開始加入投簡歷、面試、再投簡歷的“應屆生”大潮。
隨著畢業離校日期的日趨臨近，許多工作未定、又不愿離開北京的應屆畢業生開始為自己尋找一個臨時“落腳點”，考慮到拮據的經濟狀況，不少人選擇加入“公租”的行列。然而和十年前遠離市區進入“北漂”聚集地的情況不同的是，今年的應屆畢業生中有不少選擇入住隱藏在市中心高檔小區內的“集體宿舍”，無合同，多人居住，共用衛生間。
“看房時告訴我們全都是大學生，但住進來就發現環境真挺雜的。”在崇文門附近一處配有24小時保安的住宅區中，曉溪住進一戶130平方米的公寓已經半年多了。這套3室2廳的公寓被劃分成1個10人間、3個8人間、1個6人間，共40人居住，曉溪居住的原本是這套公寓里最小的一間臥室，不到10平方米的空間放了三套上下鋪的鐵床和一個鐵柜。
一位屠姓房東告訴記者，公寓內居住的全部都是高學歷、高素質的大學畢業生，以應屆生為主。
由于忍受不了40個人共用一個衛生間，打定主意在北京吃苦的曉溪也動了換個房子的念頭。“40人擠到唯一可以使用熱水的洗手間，導致洗澡、洗衣服、刷牙洗臉都不能關門。4月份時飲水機壞了，房東扔了個熱水壺在客廳，從此我們都只能喝桶裝水。住進來時房東給我們準備的東西，大多都很惡心。”曉溪指指自己破了個洞的枕頭，隱約可見其中泛黑的棉絮。
在形如學生公寓的擁擠的上下鋪中，這些“90后”的關系依然十分緊張。“上鋪的女孩今年才20歲，上大二就輟學了，在南鑼鼓巷一家店里打工，追求設計夢。旁邊屋里還有一個從人大畢業的姐姐，面試了幾個月，高不成低不就。”交流不多，也是這個擁擠的環境中常常發生爭吵的原因之一。
雖然動了換個環境的念頭，23歲的曉溪卻不愿住進天通苑、回龍觀等大量畢業生的聚集區。“同事住在天通苑，900塊錢就租了一個一居室，但每天趕第一趟地鐵上6點半的早班，有時上通宵晚班，就住在單位了，這樣的生活我不想要。”
在采訪中，不少住在市區公寓的90后告訴記者，今年接收應屆畢業生的單位很多只能提供3000元左右的月薪，住得遠，意味著在稍微舒服一點的同時，要支付更高的房租、更高的交通費用，“那些隔斷成一個個小窩的地方，男女混住，同樣共用衛生間，有的養寵物，魚龍混雜，可能比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少在北京住過一兩年的學長學姐都搬到天通苑去了，那里可能是北京目前最大的‘睡城’，三五百塊就可以租一個地下室的房間住。但對于我們來說，這里至少讓我們感覺自己離北京沒那么遠。”
找工作碰壁 嘗試自由職業
來自河南開封的大四學生李棟“義無反顧”地決定留在北京，盡管他目前還沒有找到工作，“我是學影視專業的，北京是文化產業發展最發達的地方。”李棟說，在多次找工作碰壁之后，他開始嘗試著做一名自由職業者，現在他開始進行一些簡單的影視劇本創作，先期準備在網絡上進行投稿，等獲得一些認可后，再轉作真正的影視劇本創作，李棟說，“我的理想和我的夢都在這里，從四年前進入大學這一刻開始，這個夢就一直在這里，它從沒有改變過。”
逃離北上廣的性價比
戶籍門檻擋住超齡畢業生
作為一所985高校熱門專業、成績優異的學生，朱明本來對自己留京落戶信心滿滿。她早早就瞄準了一家有留京指標的事業單位，一路過關斬將，闖過了簡歷篩選、初試、面試三關，3月份就與這家單位草簽了協議，就等最后正式簽三方協議了。但4月份，她從同學那里聽到一個模糊的消息：今年北京落戶有年齡限制了——本科生不超過24歲，碩士不超過27歲，博士不超過35歲，超齡的將不能落戶。開始朱明不相信，“這太像網絡謠言了。這么重要的政策，為什么學校就業指導中心的老師、我要簽約的單位人事處都沒告訴我？”
但很快，她從單位人事處那里得到了證實，“本科生不超過24歲”要求1989年1月1日后出生，而出生于1988年年底的朱明因為上學晚，初中時又病休過一年，剛好超標。不過，單位人事處負責人沒有跟她把話說死，只是說：“也是剛接到通知，我們再去問問，再努努力。”
因為在北京沒有備選單位，朱明五一才緊急通知父母在家鄉湖南幫她找工作。所有的焦灼、憤懣被硬生生吞下，她甚至能跟記者開玩笑：“反正北京吃不到正宗湘菜。”
高房租粉碎畢業生北漂夢
今年3月份，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金融專業的孫景鴻就開始著手找工作。一口氣打印了100份簡歷，和大部分同學一樣，他也曾一心想留在北京。每天看招聘網站的更新信息，上百條信息過濾完，他憑著感覺投遞出去一二十份。校園宣傳欄里的企業招聘通知，學校組織的招聘會，孫景鴻幾乎一個不落地都去過了。
沒有下定決心離開北京之前，孫景鴻一邊找著工作，一邊在周邊挑著房子。校園里就貼著一些租房小廣告，孫景鴻沒事就去留意一下，但親自去看過的并不多。他從和同學的交流中已經初步了解了租房成本：“每月租金1000元以內的房子，條件特別差。如果能找幾個同學合租，還想每個人有單間，沒有每月1500元也別想。”
最終決定告別北京，回到湖南懷化老家，孫景鴻說是受到一個高中學姐的影響。他畢業前該學姐已經在北京工作幾年，在一家寵物醫院上班，每月4000元的收入。一次聊天中孫景鴻得知，學姐如今還租住在地下室，北京戶口已經成為一個特別縹緲的夢想。
學姐提到的一個細節讓孫景鴻印象深刻——由于常年住在潮濕的地下室，蓋的被子也從沒有干過。“我受不了這種苦，回家后哪怕找的工作再不好，也肯定不至于住地下室。”其實孫景鴻知道，雖然還沒有在北京上一天班，但每天早上鉆出黑暗潮濕的地下室，已經成為他北漂生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給父親打過電話之后，孫景鴻終于可以毫無牽掛地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去尋找一份湖南懷化市的金融企業、銀行和公務員職位。很快一家金融企業就與他進行了接觸，并已經答應給他第二輪面試機會。孫景鴻還想試試報考家鄉的公務員，大學里學生干部的經歷，讓他對入職公務員很有興趣。
孫景鴻的專業是國際金融，他為此用專業的研究理論來詮釋自己畢業選擇的正確性：在北京一份3000元到4000元的工作，刨去房租也就只有2500元。之后還要支付水電費、飯費、生活費等等，這樣七扣八扣下來，辛苦一個月不僅沒有剩余，可能還要向家里伸手。如果回到家鄉就業，至少沒有租房的成本壓力，至于就業崗位，不僅可以精挑細選，還能夠尋找那些符合自己發展方向以及企業發展前景的。如此比較下來，還是“回去性價比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