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考核的重心除了叮囑地方必須對現有污染進行積極治理外,更需盯緊地方造成潛在污染,防止其在引進項目時“饑不擇食”,讓“三高”企業大行其道。試想,若讓地方從一開始就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僅能守住現有生態文明、為將來節省不少治理成本,百姓對諸如下河游泳的期待也不用苦等若干年以后再說了。
今年起,廣東首次推行環保考核,受督辦的地方政府若整治污染不力,監察部門將約談市長并通報批評,考核時“一票否決”。(5月12日《中國青年報》)
十八大描繪了一個“美麗中國”,生態文明于中國發展過程中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此背景下,廣東首次推行環保考核,通過“一票否決”倒逼地方在整治環境污染問題上下功夫,不失為尊重發展規律、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之舉。
首先,環保考核“一票否決”,等于是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它無疑是對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有益嘗試。其次,于以往環保問題找環保部門的短視思維相比,廣東環保考核“約談市長并通報批評”的靶子打得更準些。因為在現行的行政體制下,一家污染企業從引進到排污到治污到關停,環保部門的話語權相當有限,這也從根子上決定了環保部門在維護、整治地方環境過程中的地位遠遠沒有“市長”等政府領導重要。
就在前不久,新華社大篇幅報道了銀川某縣幾家大型生物發酵類藥企對周邊城市空氣質量、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影響,百姓向環保部門投訴的惡臭、水污染問題十年未得到解決。而當地環保部門則無奈地稱罰單早已開到“手軟”,無法根治的原因則在于大型藥企在很長一段時期支撐了當地財政收入,如若將企業關停或強制搬走,對當地經濟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基于此,環保考核緊盯“市長”,可謂是牽住了牛鼻子——它倒逼一把手在政績與民生間做好權衡,進而由環保部門將具體工作反應到現實層面——既要追求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
值得提醒的是,環保考核的重心不僅體現在地方的治污能力,更體現在如何從源頭上防范污染問題的產生。基本邏輯就是,環境被污染了,固然要積極整治,但若能從一開始就拒污染企業于“千里之外”,根本就不給其污染環境的機會豈不更好?說白了,讓地方不再對環境污染問題熟視無睹,在某種角度上仍是落入了邊污染邊治理(邊發展邊污染)的窠臼;盡管這種理念相較傳統的先污染后治理是一個進步,但顯然仍沒有不污染或極小污染也能帶來大發展的好。
再說,整治污染究竟得不得力、環境整治究竟到怎樣程度才好,都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更何況,很多環境污染問題對地方所造成的傷害是永久性的,治理起來絕非易事,如若治理成本抵消甚至超過了發展效益,即便該地方因積極整治污染而未被“一票否決”,但從情理上仍是說不過去的,自然也得不到民眾認同。因此,環保考核的重心除了叮囑地方必須對現有污染進行積極治理外,更需盯緊地方造成潛在污染,防止其在引進項目時“饑不擇食”,讓“三高”企業大行其道。試想,若讓地方從一開始就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僅能守住現有生態文明、為將來節省不少治理成本,百姓對諸如下河游泳的期待也不用苦等若干年以后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