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調查顯示,年輕人的生育觀正在發生著某種改變。其中,最耐人尋味的則是生孩子與房子之間的關系,67.6%的人認為“經濟條件允許”是生育必須具備的條件,然后是“夫婦至少一方有穩定工作”(60.7%)和“有自己的住房”(43.3%)??梢?,擁有自己的房子再生孩子的觀念正在發生著改變,“經濟條件允許”則變得更加重要,而這個“經濟條件允許”則充滿著各種可能,其中也隱含了年輕人并不一定要在一線大城市發展,一味“超級城市化”的神話開始動搖。
另一項調查從某種程度上佐證了這種可能。大學生擇業觀也正在起變化,該中心的另一調查顯示,大學生找工作時,47.9%的人愿意去“省會城市”就業發展;其次才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27.9%的人想去“中小城市”,6.6%的人看好“發展速度快且地理區位重要的二三線城市”。
而現實中,珠三角一些經濟發達城市近日已經出現了白領返鄉潮。很多人認為,這是大城市的虛高房價對年輕人的壓迫和擠出,他們中的一些人盡管有著螞蟻般的勤勞,但長期蝸居也會令此勤勞中隱含的美好期望一點一滴地消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無恒產無恒心”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在大城市中無恒產始終令這些年輕人沒有歸屬感。如今,他們的擇業和生活觀念出現了改變,很多人開始愿意回鄉發展。
坦率地說,這其實是件好事。中國的各種資源分布都呈現不平衡狀態,無論是教育、醫療,某些公共服務設施(比如圖書館資源,北京上海兩地有著亞洲都數一數二的大型圖書館),還是人才,這種不平衡狀態又在其后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很強的馬太效應,越是不發達越是沒有人才愿意去。這不僅加大了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也導致一線城市規模不斷膨脹,引發了各種問題,比如對就業崗位的白熱化爭奪,比如交通等公共服務水平就遠不能滿足這種城市的急劇膨脹,又比如對下一代的教育資源爭奪(尤其是年輕人已經逐漸改變了晚婚晚育的觀念,更傾向適婚適育)。
此前,鑒于就業形勢的嚴峻,政府也出臺了相關優惠政策,引導大學生們去農村就業(比如當村官),但這畢竟杯水車薪,而且這類職位的數量也有限,大學生當村官的持續性也不確定。但是,現在大學生們愿意去二三線以及中小城市發展則不同,它不僅可以緩解大城市的大城市病以及就業,更加將一些新鮮的活力帶入了二三線以及中小城市那些最需要人才的地方,且數量是極為龐大的。我們不應該對這種現象抱有過分悲觀的心態,認為一線城市就此衰落了,或者認為大城市房價得趕緊火箭隕落般的垂直下降以及時把這些大學生留下來。事實上,在日本東京工作的外地年輕人,很多人會做出回鄉結婚、繼承家業的決定。
城市化的實現不僅是靠政府主導制定各項規劃和綱要,更要靠人的因素。中國的省會城市以及很多中小城市,交通道路、市政設施這些硬件部分很多已經完全不比大城市差,房價也低得多(除了個別二線城市),但是,在城市發展的軟件部分(人才)方面,顯然不敵大城市?,F在,正是一個好機會。年輕的大學生不斷去這些地方工作與生活,不僅可能自身會獲得質量較高的生活水平,也會減緩大城市的壓力,更可以帶動這些待發展城市。
大城市之所以能吸引年輕的大學生,很重要的一點也在于它能提供給年輕人一種圈子文化,比如在大城市,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家設施齊備的健身俱樂部,你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個營業很晚并有各種書籍提供的咖啡館,你也可以很便利地參與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活動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賽車、畫展和音樂會,等等。但是,這些圈子文化的出現首先是因為城市中存在著這么一些特定需求人群,其次才出現這一系列服務與文化的。很難說,以上這些圈子文化都是政府強制性發展出來的。所以,盡管中小城市可能還不具備這些條件,但是一旦有了年輕的大學生們的進入,這些圈子文化的發展必然將會如雨后春筍。
在吸引年輕人方面,小地方也有著自己不可取代的優勢,比如那些回原籍的年輕人,在自己的省會城市或家鄉,就有著比在大城市更強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并不是一個完全貶義的詞語,很多經濟學家都對此表現了極大的研究興趣,阿羅在其論文中就有闡述,市場需要非市場的關系進行補充,對于企業以及市場來說,個人關系是重要的。社會資本還能降低交易費用,提高效率(Burt)等等。Montgomary甚至發現,社會資本與勞動力市場的相關性主要在于找工作、提升和大合同提成中,熟人和朋友組成的網絡占重要地位。這些年輕人可能在這些對自己來說據有較強社會資本的地方,得到的快樂感以及經濟側效應,要比水泥磚瓦堆砌起來的冰冷大城市多得多。(《21世紀經濟報道》評論員祝乃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