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最近，戶籍制度改革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之一。
我國戶籍制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從根本上說，促使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是建國初“建設工業強國”的發展路線。當時，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達到了歷史峰值，這就倒逼勞動力流向勞動回報率更高的工業中。基于這種背景，建國初十年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是無法阻擋的。
建國后，第一個人口問題出現了。因為激進的城市擴張路線沒有伴隨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資源的稀缺。政府意識到，如果不控制人口的進一步涌入，那么工業化的道路會瞬間崩潰。
這就是建國后我國戶籍制度背后的經濟本質。正因為如此，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58年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核心內容就是對農民進城的條件做出約束性限制，今天的戶籍制度也就是對當時條例進行的延續和完善。
以此為標志，我國開始進入漫長而割裂的城鄉二元化經濟結構當中。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并存的情況。在傳統農業部門存在著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為負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他們在最低的工資水平下提供勞動，存在大量的勞動供給，所以農業生產率低，技術水平落后。而在現代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高，勞動者工資也普遍比農業部門高，必然誘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
在正常的市場情況下，這種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會推動現代工業部門繼續擴張，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會促使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提高，逐步與現代工業部門一致，此時這種二元結構將消失。
但這種理論并不適用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后，國家在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業勞動力向非農轉移的同時，又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大量抽取農業剩余價值以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這直接造成農業發展的積累不足，勞動力的快速自然增長和轉移受阻使農業勞動力激增，有限的耕地資源致使大量勞動力出工出力，卻無法增加農業產出，大量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剩余的農業人口無法進入城市，以至于我們農業現代化也一直沒有完全展開。相反，我國工業在農業的哺育支持下成長迅速。
當下，戶籍制度已經逐漸轉變成妨礙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枷鎖。特別是在人口流動松綁之后，戶籍制度反向抑制了不同地區城市發展以及人均收入的平衡。比如，在貧窮西部工作的人，看到“北上廣深”的高收入，可能就會自發流動到上述地區工作，除非哪一天一線城市收入接近本地工作收入時，人口流動才自發停滯。
戶籍制度下，流動成為高技術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特權。這些高素質的人口集中于已經非常發達的一線城市，而西部欠發達地區依舊飽受人才流失的困擾。近年來，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增長水平已經遠高于人口增長水平，這恰恰從側面體現了這一觀點。
戶籍制度妨礙人口自發流動，第一，不利于縮小這些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第二，也不利于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往更深了講，戶籍制度的背后是財產權和公共服務的不平等。
中國要推進城鎮化，農民進城已經成為必須要直面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無從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諸多不平等，收入翻番等民生政策只能流于表面，新型城鎮化也只能是另一輪“二元結構”的開始。可見，推進城鎮化需要戶籍制度改革的大力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