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5-04 12:54:34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嚴杰夫
梁鴻用一本《中國在梁莊》，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現了當下中國農村的真實生態。然而，梁鴻亦發現，梁莊本身已經不是完整意義的梁莊，“分布在中國各個城市的打工者……他們是梁莊隱形的在場者，梁莊的房屋，梁莊的生存，梁莊的喜怒哀樂，都因他們而起。”因此，只有把這群出門在外的“梁莊人”的生活狀態書寫出來，才是完整的鄉村。這一切成為梁鴻再寫《出梁莊記》的原因。
在《出梁莊記》中，梁鴻的筆觸踏遍了大半個中國：從北邊的內蒙古，到南邊的東莞虎門，從西邊的新疆，到東部的青島、北京。通過拜訪這些遍布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51位梁莊人，梁鴻讓那些曾在《中國在梁莊》中隱隱綽綽的身影具體了起來。
拋去地域因素，梁莊的這些打工者顯然是當下中國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縮影，他們大多從事最卑微、最貧賤，甚至最危險的工作。在梁鴻的筆下，我們幾乎看到所有曾在報章中讀過的那些零碎的社會新聞。“蹬三輪”、“富士康”、“重金屬中毒”、“電話推銷”、“城鄉沖突”，這些詞匯對于我們早已耳熟能詳，關于梁鴻鄉親的那些故事也幾乎每天就發生在我們的周圍。然而，說到底，這些故事和它們代表的人生，不過是我們日常生活的背景或茶余飯后的談資，如果沒有必要，我們永遠也不會去真正關注發生在城中村的那些日常生活。但到了梁鴻這里，這些詞匯和故事被安置到一個個有著具體姓名的人物身上，終于變成了鮮活的生命，并構成了與我們并行的一個真實的世界。無論如何，梁鴻筆下的萬國大哥、萬立二哥、青煥和王福姑爺等等人物，他們盡管有著強烈的“告別鄉村”的欲望，但是在身份上卻仍然無法跨越城鄉差別這條巨大的鴻溝。
作為一個客觀的記錄者，梁鴻不是只片面地選擇那些失敗的打工者。在《出梁莊記》記錄的那些城市中，到處都有已獲成功的梁莊人。在《中國在梁莊》中，梁鴻就提到了有著神話般發財經歷的韓小海，在《出梁莊記》中，梁鴻自然不會放過采訪他的機會，以挖掘那個財富神話的真實面貌。但韓小海顯然不會輕易地坦承自己的發財史，對于別人指責他搞傳銷的傳言，他更是矢口否認。不過，作為從梁莊走出的群體中的一員，無論他的真實經歷如何，他已經成為打工者中成功的案例。韓小海們對于外出打工的老鄉，以及留在老家的鄉親，往往意味著一種矛盾的心態。對于后者來說，韓小海們代表著現實中打工者企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他們的存在，在鼓勵著一代代農村人帶著改變命運的愿望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這些成功者無論是個性還是行為模式，大多帶有極大的爭議性，因此很難被其他打工者模仿，因此在群體的其它成員眼中，這些神話就包含了大量陰暗和晦澀的元素。
然而，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作為來自農村的打工者，他們都面臨著身份的困境。這種困境表現在，在城鎮化的沖擊下，傳統農業社會的瓦解令他們不得不離開鄉村來到城市尋找新機會，但在城市生活中，他們卻還是無法擺脫傳統鄉土社會的陰影。這種傳統的陰影，最為明顯的就是傳統鄉村的家族經濟。第四章“內蒙古”中的“扯秧子”一節，就極為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現象。梁鴻在這節中提到的恒武和老趙，都是對于扯秧子最生動的闡釋。一個人外出打工后，最后能從老家前前后后帶出一百多號人，這不就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到的那個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以“我”為圓心，人際關系以同心圓的方式從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擴散，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即使北京的那位千萬富翁劉秀中，他為了事業決然切斷了與家族的聯系，但是在內心卻仍“糾纏于個人恩怨和歷史往事”，而他最大的滿足也還是建立在同鄉的逢迎和吹捧之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鄉土社會在瓦解的過程中，其傳統或者正借由打工者以一種特別的形式在城市和鄉村中得以重生。在《社會變革和婚姻家庭變動》中，社會學家王躍生曾提到，“按一般認識，集體經濟組織被取消后，家庭組織理論將有可能重新產生”。如果說，王躍生在20世紀末的這項研究中曾預言性地指出了鄉土社會傳統重生的可能性，那么梁鴻在《出梁莊記》中就是用自己鄉親的真實案例來證實了這個預言。更加重要的是，在這個預言的背后還附帶著農民與國家關系的變化。王躍生提到，“隨著新的社會經濟變化，國家政權和農民的關系將成為何種狀態，至今仍未見分曉。”肇始于改革開放后的農民進城打工大潮，在30年后的今天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王躍生所提的那個問題的答案也正逐漸清晰。在30多年的進城潮中，打工者們付出了外人難以想象的代價，但是他們也在鄉村社會建立起新的權威，最終正在顛覆著鄉村傳統的權力結構。作為“前打工時代”最主要的兩種鄉村結構，宗族社會和集體社會已經瓦解，擁有了財富的打工成功者成為鄉村社會中最新的權威。
“農耕文化的結構方式在逐漸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混雜的狀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在中國的鄉村進行著博弈，它們力量的懸殊是顯而易見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瓦解和重生一方面令進城的農民在心理和現實中面臨著極大的壓力，但同時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他們維持現狀的決心。
從《中國在梁莊》到《出梁莊記》，梁鴻為我們展現了當下發生在中國鄉村的“數千年從未有過的大變局”。在這樣的變局下，正是那些打工者的觀念和經歷，在重新構建著新的鄉村生活和觀念。他們是現代化沖擊從城市向農村蔓延的中介，同時也是現代化在農村的詮釋者。但是，身份上的尷尬和困境，令他們成功也好失敗也罷，只能是現代化的被動接受者，卻無法主動參與其中。于是，無論是打工者本身，還是他們帶動變革的鄉村社會，都在滑向一種病態，這種病態被梁鴻類比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筆下的“呼愁”——一種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
我們必須要質疑“鄉土中國正在終結”的結論，必須要質疑“陌生人式”的城市文化模式對“熟人式”的鄉土文化模式的簡單替代，必須要質疑現代性是不是就是簡單地讓“村莊變為城市”。對于一個有著數千年農耕文明的古老國度來說，真正的“中國夢”顯然并不是簡單地在古老的土地上規劃和建造起整齊劃一的新樓房、新城鎮，在我們的鄉土傳統中“努力去開掘新的、但又不脫離自我的生存之道”，或者才能揮去籠罩在鄉村上空的沉重“呼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