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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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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譚少容報道）在我國已經城市化的很多區域內，農民上樓了，戶口也從農業變為城鎮戶口了，但職業、行為和心理等很多方面沒有變化。所以，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針對這一現象，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教授在擔綱《城市化》市長顧問欄目時談到了農民工市民化的三大問題。
于建嶸認為，當前我國的新型城鎮化中，農民市民化并非是一個自然轉化的過程，主要是一種政府推動下“被市民化”的過程，所以導致了很多已經存在或者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的經濟利益被侵犯，二是農民的政治身份被遺忘，三是農村的傳統社會結構被破壞。
他說，農民的經濟利益被侵犯主要體現為兩點：第一，農民在轉為市民過程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被低價征用，高價售出，也就是說這一過程中不僅農地征地補償費過低導致農民利益受損，而且農民還失去了土地這唯一的生存保障，而政府提供的農村社會保障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的就業環境等原因又導致農民在物質層面的發展缺少可持續性；第二，各地政府推動城鎮化主要是出于政績工程和自身利益考慮，不僅標準沒有統一，政策透明度也有待提高，有的地方補償不到位，承諾不落實，或者是落實情況不能令農民滿意也是導致官民矛盾激化的一個原因。
談及“農民的政治身份被遺忘”，于建嶸認為農民失地以后進入城市，實質上并沒有變成真正的市民，與老市民相比，其在社會權利上依然是“二元”的。主要體現為失地農民并未取得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由于自身能力和素質等弱勢，在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缺少必要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利益表達渠道不暢。大部分失地農民還僅僅停留在為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抗爭這一層面，盡管在最關鍵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權利表達上，遠遠沒有享受到與市民的同等待遇，但絕大部分農民主觀上在爭取自身政治權利方面表現消極，對本應享有的政治權利表現冷漠。
在談到“農村的傳統社會結構被破壞”時，于建嶸說，在農民市民化后，傳統封閉的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熟人社會被現代開放的以工商業為主的陌生人社會所取代，新市民群體會面臨心理上一系列的挑戰。如會出現日常生活成本的增加、鄰里交往的阻隔、社會網絡的中斷、社區認同的喪失、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等一系列新問題。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漂亮了，但農民心理上可能越來越失落，這種變化不是短時間內能夠修復的。
